如果朋克不只是噪音 ——《庞克的哲学》 文／曹疏影 PUNK，台湾译成“庞克”，大陆译成“朋克”，有好事者也翻译成“崩客”、“叛客”、“胖客”，褒贬自见。 几年前同一个朋友说我是朋克，朋友说什么朋克，朋克就是一群疲弱的孩子。我没有争辩，因为这确实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朋克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中身穿铁钉皮衣、梳着鸡冠头的尖叫青年，他们没有苦大愁深的机会与经验，也没有勤劳勇敢的传统美德，间或高喊几句革命口号，又焉知革命深处的险恶与悖谬。一句话，他们缺乏更为踏实和英勇的承担，他们，只是心理未曾“成年”的、疲弱的“孩子”。 然而我还是要说，在群体层面，我愿意成为一个朋克，即使自认并非铁杆朋克乐迷；我喜欢成为一个朋克，因为它从来就包括那些最为积极而质朴的信念和行动的力量，它对那些（被想象为在朋克运动中缺乏的）素质的实践不是更少，而是更多；我喜欢成为一个拒绝标签的朋克，恰因为朋克不是标签，它是当今社会中恪守真诚、与更多人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是寻求对事物进行改变、对妥协进行抗拒的一种方式。 换句话说，朋克不仅属于乐迷，还属于对观念、行动和群体力量及共生方式大感兴趣的一些人。这也是《庞克的哲学》力求提供给我们的：“这本书不是仅写给乐迷的，而是写给对庞克政治与社会哲学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它不仅致力于描绘国际朋克场景（scene）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如何成长、变化、交叉蔓延（如很多关于朋克运动的书所做的那样），更力图“捕捉变动中的国际庞克场景的哲学”。简言之，它的兴奋点不是罗列乐队或事件，而是形形色色的朋克观念及其相互衍生的错综关系。 “音乐上的问题就留给乐评人吧”，尽管这么说，作者克雷格·欧哈拉（Craig O’Hara）在音乐及其周边事件的资讯上，却一点也不逊色。书中提供大量取自各种朋克同仁志的文字与图片资料，还有作者自1983年投身美国地下朋克音乐起拍摄的现场记录。克雷格·欧哈拉自己就曾筹组过无数朋克音乐会，也曾是湾区朋克同仁志的出版联络人，目前还是无政府主义出版社AK Press的合伙人之一。这些背景增添了本书的“自白”气质，却并未损伤其磊落。 在区分观念和群体时，作者重在朋克、正派朋克（strange edge）同光头党（Skinheads）三者的差别。其中，无政府主义与自我管理、反暴力与和平主义、反对种族／性别歧视、反对民族主义、实践环境主义与生态意识、致力于社群沟通（同仁志）和DIY精神等特质被作者视为“真正的庞克精神”的活水源头。这些朋克场景中普遍出现的元素背后，不是偶像崇拜和表象消费，而是纯真的愤怒和不断扩展的动力。 无论是真正的乐迷，还是那些对朋克持有刻板印象的家长和传媒，《庞克的哲学》都盼望他们能够了解：朋克“不是流行”，“不是一种特定的服饰”，“不是反叛父母亲的暂时现象”，“甚至不是一种特定的音乐风格或形式”；它是“对权威发出质疑”，是“巨大的反抗声音”，是“对乌托邦的想象与实践”。朋克，就象这本《庞克的哲学》的封面设计——一条线斜穿过去，撕裂，破坏，又最终渴望着“朋克式”的缝合。 《庞克的哲学》，克雷格·欧哈拉　著，张剑维、吴佳臻　译，商周出版，2005年4月12日初版。

每個成人的人生可說都是以兩種愛為主軸。第一種愛──對兩性之愛的追求──早已廣為流傳與記載。第二種愛──對身分地位的追求──則較為私密，而且過程充滿羞辱。然而，第二種愛的強度卻毫不遜於第一種。」 無論古今東西，身份地位如此誘人，芸芸眾生競相追逐。 在這樣孜孜以求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極少人能夠坦然承認的「地位焦慮」：顧慮別人如何看待自己，顧慮自己在別人眼中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而依附權貴、鑽營投機、為了妝點門面而過度消費，都是典型的症狀，造成人們晚上輾轉難眠。 艾倫•狄波頓以他一貫的生花妙筆，援引思想家、藝術家及作家的觀點與行徑，帶領我們抽絲剝繭，探索地位焦慮的根源。不僅如此，為了讓我們抒解心中的焦慮，狄波頓還精心提供了一道道奇特的妙方：效法古希臘哲人和波希米亞文化人，或者看看諷刺漫畫，甚至觀賞廢墟的石塊、在櫥櫃上擺設骷髏頭……。 翻開本書，傾聽狄波頓風趣睿智的分析及忠告，讓我們免去追求身分地位之苦，享受生活的甜美與平靜。

在自然界，人類與猩猩的關係最近，基因的差異不到 2 %。人類與猩猩應屬同一類目，黑猩猩只有兩種，因此稱人類是第三種猩猩也不為過。 但人類如何變成世界的征服者，進而霸佔這個世界絕大部分的資源？本書為人類自然史。作者檢視人類進化的過程，從語言、性行為和生命週期探討人類與其他動物的不同，也論及人類獨特的自毀行為。全書充滿令人好奇的問題，閱讀趣味十足。

〈幌馬車之歌〉是二二八政治受難人、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很喜歡的一首歌。他在一九五○年代的政治撲殺運動中，結束短暫而熾熱的生命。他與妻子蔣碧玉相識相戀、患難與共、尋訪原鄉、加入抗戰……，仿如一篇篇扣人心弦的動人樂章，至今傳唱令人動容。本書作者藍博洲集史料、記錄與文學於一體， 將冰冷的歷史還原重現，讓我們能以全新的視野，貼近這些即將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在悲情城市中反芻那段傷痛與遙遠的記憶。 〈幌馬車之歌〉1988年獲洪醒夫小說獎。《幌馬車之歌》一書在1991年初版，2004年增訂。本書1991年榮獲《聯合文學》作家票選十大好書第一名。 〈幌馬車之歌〉中的很多素材，出現在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之中。侯孝賢曾回憶：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

◎《紐約時報》重量級暢銷書（非文學類） ◎《紐約時報》：上榜34週（Hardcover，2005年1月至11月13日止） ◎《出版人週刊》： 非文學類進榜10週（精裝本） ◎《華盛頓郵報》：進榜11週（精裝本） 1998年普利茲獎得主戴蒙繼重量級百萬暢銷書《槍炮、病菌與鋼鐵》後，以更為寬廣的視野，檢視歷史上文明的衰頹與延續之因：何以一些曾經繁榮鼎盛的文明從此殞落、滅亡，走上毀滅之路，而一些文明得以存續下去？我們又能從這些歷史教訓中學到什麼？ 從復活節島上的玻里尼西亞文化、美洲的阿納薩茲印第安部落與馬雅文明、到格陵蘭島的維京人族群等等，戴蒙試圖從中尋找出這些文明最後滅絕的原因與模式。除了生態環境的破壞、氣候變化、強鄰威脅、友邦的支持等因素之外，他認為最重要的關鍵在於︰一個社會面對環境問題的應變能力如何。一些文明社會沒落了，另一些社會卻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得以存續發展。 今日的人類社會面臨了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相較於過去，大崩壞的危機甚至更為逼近。戴蒙透過《大崩壞》提供讀者反思現代處境的角度，也提出一個迫切、亟待解決的問題：人類社會要如何避免這種生態性的毀滅？即使我們擁有看似取之不盡的豐富資源，也有強而有力的政治力量，生態界出現的警訊卻開始出現──不論是偏遠如美國蒙大拿州的環境變化、南亞的海嘯劫難，還是颶風所帶給美國的創傷──這些都是尋求社會永續發展所必須深刻思考的課題。本書字裡行間充滿智慧光芒，極具啟發性，引人入勝，勢必成為當代的必讀經典之一。

時尚／LV；運動／Nike；電腦／IBM……，眼下我們生存的時代，品牌形象代表一切，連小學生也懂得要用名牌。要表現自己的專業、品味、社經地位，就要消費特定的產品，不管你是否真喜歡其品質。獲得消費者的品牌認同，就等於獲利的保證，於是新創的品牌虎視眈眈，欲取市場第一品牌之位而代之。至於沒有顯赫招牌的產品，往往價美物廉還是乏人問津。 知名品牌挾著雄厚的資本、強勢的行銷能力、全球運籌（global logistics）的經營觀念，令其產品席捲全世界。一種產品行銷全球，創造了後現代的國際風格，統一了世人的消費觀，卻斲傷了異文化的豐富性。全球性的公司聲稱要支持文化的多樣性，其實他們所謂的「多元文化主義」只是生產更多的產品，讓消費者有較多的購買選擇。 而在知名品牌風光行銷全球的背後，是許多不為人注意的勞工。他們其中的大多數人無法分享公司的鉅額利潤。當某位大老闆被問到，他付出的薪水是否足以讓員工「維持生活」時，他答道：「這想法聽起來很好，但沒考慮到商業世界的現實狀況。」這些員工只能慶幸自己不是第三世界裡被剝削的女工，做一雙天價的Nike球鞋或一件時尚必須的產品只能賺到幾毛錢。 事實是，消費文化全球化所裨益的對象，侷限在資本家、中心國家，卻造成社會與社會間經濟實力的落差日漸加大，更使得文化的創造力漸趨枯竭。所幸，反動之勢已逐漸醞釀。人們注意到工廠裡被剝削的勞工，也擔憂非主流文化正逐漸消失，因而積極採取反制行動。全球化浪潮在二十世紀末淹沒世界，勢不可擋，但反全球化的能量在新世紀初正蓄勢反撲。 本書作者Naomi Klein被《泰晤士報》譽為「可能是三十五歲以下對世界最據影響力的人士」，她在《No Logo》一書中剖析知名品牌如何征服世界，對此現象提出深刻反思，也分析反全球化的風潮將如何反撲。本書在國外廣受書評家與讀者好評，為身陷品牌意識泥淖的現代人不容錯過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