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包括三重的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万里长城的内外——成立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等。

《日本战后史》欲以“贯战史和1960年体制论”为基础叙述战后史，故不采用“1955年体制论”这一通说，而将第一期的下限定为1960年。我的基本想法是：19世纪60年代，是战后基本框架的定位时期，也是眺望其前后时代的展望台。而19世纪90年代，则是这个基本构造开始崩溃的一个分水岭。第三、第四个时期的划分方法与“通说”基本相同，但对该时期的解释，我将强调贯战史的观点。另外，《日本战后史》的时代划分，各个时期大致相隔15年。过去，“一代人（onegeneration）＝30年”的时代认识占支配地位，但在现代这样变化激烈的时代，应当视为“一代人＝10～15年”，即现代社会的一切，都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在变化着。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本书《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德意志文化如何形成？围绕这一问题，梅尼克从两个角度做出回答：一是作为世界民族文化个体的“德意志文化”如何从世界主义的迷梦中觉醒？二是普鲁士文化如何与德意志文化合同？这两个角度构成了本书，上编以“国家民族”与“文化民族”的概念界分为起点，梳理了世界主义观念与民族国家思想之间彼此交错的发展脉络。下编讨论的是普鲁士—德意志问题。这是一个德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难题之一。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筹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本书系统地考察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特别是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史观”从提出到最终确立的过程，充分关注其内容和发展变化的轨迹。本书历史学的特色颇为突出，是一部细节丰满、启人深思的国别史研究。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到共和国的革命，是现代史上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凯末尔主义者需要面对帝国观念、领土、伊斯兰教、民族等多重挑战，建国即是重塑民族的过程。作者昝涛在第一手研究之上，特别是对凯末尔思想和土耳其几位重要思想家的研究，颇为实证地论述了建构民族主义的观点。“土耳其史观”，作为土耳其官方史学影响至今，本书在于运用丰富细腻的论述和引证，说明“史观”的由来、争论和对抗伊斯兰传统的巨大作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诸多特征由此展开。此书可以说是以土耳其为个案，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相当深入的研究。作者大量运用土耳其文文献，并在与国际学界和土耳其学界的论辩和对话中展开，代表了此研究领域的一个阶段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