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史源学杂文》是作者结合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创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的范文。书中举例考订《廿二史劄记》、《鲒埼亭集》、《日知录》等史学名著，用以指导学生读史冶史，训练考证辨误的方法和能力，培养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此次增订，补充了各篇考订文章的史著原文，还增加了与教授这门课程相关的备课资料和手迹等。

本书所收文章是都是作者收藏和阅读古代典籍的心得。一部分内容是谈论人所熟知的常见书，还有一部分是讲述作者独具特色的收藏品，但后者也是立足于常见基本典籍来阐释稀僻书籍的特色和价值。作者认为，只有尽可能熟知常见典籍，才能把握历史的背景和文献自身的源流，以此为基点，更好地认识乃至发掘利用稀僻书籍的特色和价值；反过来看，只有尽量拓展对文献史料的视野，充分了解各种类别和形式的典籍，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摆正常见史籍的基础地位。

所谓“四部”，即按我国传统分类法，将所有的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丛刊”即今天通常所说的丛书。说得具体些，《四部丛刊》是一部集中各方面必读书、必备书的小型《四库全书》。 《四部丛刊》所选是“家喻户诵，如布帛菽粟，民不可一日缺者”，这说法在今天看不免有点过分，但它大量收入了古籍中的必读书、必备书，确实是事实。我国由于文化遗产丰富，同一种书，传本很多。在首先抓普及的前提下，《四部丛刊》尽可能选用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本子。如脍炙人口的吴梅村的诗，《丛刊》所收便是较为少见的《梅村家藏稿》，比一般通行本名贵和可靠得多。 《四部丛刊》还收入了一批非常有用的工具书，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宋刻《太平御览》之书，解放后，北京中华书局为了满足学术界的迫切需要，将它单独约定缩印成四大本（原来分装成136册），这一上千年前问世的大型工具书，为今天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宝贵资料实在太多，以致中华版虽一印再印，在书店里一直供不应求，这事实说明了《丛刊》中所收的工具书如何深受欢迎。 《四部丛刊》还发掘了一些从未面世的稿本。清代查继佐的《罪惟录》保存有大量明朝史料，由于作者的立场是反清的，所以一直没有刻本。其中也许特别有兴趣的是对徐光启的评价。在所有当时的徐光启传记中，《罪惟录》中的《徐光启传》是最翔实而公正的一篇（比《明史》中的好得多）。这部十分重要的史籍直到“它收入了《丛刊》才能与广大读者见面（这书后来又单独分别出了影印本和排印本）。《丛刊》中还有许多珍贵品种。

《四库全书总目(上下)(精)》介绍了:清朝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业书，名叫《四库全书》。在纂修期间，对採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采入的书籍，都会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彙成一书，就是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为了纂修《四库全书》，当时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尃门机构，称为“四库全书馆”。每当一部书籍校订完成，就由馆臣拟写一篇提要，放在书的前面。提要的内容，除了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会问，篇夫分合，流一外，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言一交字增册篇帉分合”等等各书前面的提要在编入《总目》时，又经过较大的修改補充，最后由总纂官纪昀和陸锡熊综合、平衡，並在文字上加以润饰。纪昀在四库全书馆内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的力量为多，因此，这部《总目》虽然以乾隆第六子永瑢领衔编撰，实际上却是纪昀总其成的。 《总目》全书共二百卷，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其中一些比较複杂的小类再细分子目。每一大类、小类的前面有小序，子目的后面有案语，扼要地说明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每一类的后面，还附有“存目”，“存目”中的书籍，是经纂修官们校阅，认为价值不高，或它们的思想内容有对于封建统治不利，因而不会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总目》卷首还分列乾隆的所谓“圣谕”，四库馆臣所上的“表文”，以及“职名”、“凡例”等，大致记载了《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纂修经过和编写体列。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七月，《总目》初稿完成。在以后大约七八年的时间内，《总目》的内容，随着《四库全书》的不断补充和抽换，也有过几次增改。据现在所知，《总目》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已经写定，并在这年由武英殿刻版（见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故宫所藏殿版书目》）。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浙江的地方官府又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从此以后，这部《总目》就得到广泛的流传。 《总目》对书籍的评价，是从封建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它一方面标榜当时盛极一世的“汉学”，其中有些提要偏于琐屑字句的考证；一方面又宣扬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楚的孔孟之道，提要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尽同意程颐、朱熹的意见，但实质上还是恪守程、朱里学，而对某些不合封建正统思想的著作竭力攻击。另外，一部分提要在涉及国内少数民族的地方，对他们表示了蔑视的态度，涉及对我国一些友邻国家的记载，又流露出封建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这些都是书中的糟粕，應该加以批判。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总目》的另一面。《总目》著录的书，据我们这次整理时的仔细统计，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这些书籍，基本上包舌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辑更为完砽）。这一万余种的书籍，每一种有介绍其大致内容的提要，而且又有系统的分类编排，这就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各类著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另外，当时参加纂修《四库全书》和编写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姚鼎等，都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总目》中对于一些古籍的考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总目》的考證也仍有不少粃谬疏漏，可参考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證》等书）。因此，《总目》作为一部较有系统的、内容比较充实的书目工具书，它对我们今天还有查阅参考之用。我们现在把它影印出版，目的也就在此。

本书收入陶敏先生七十余篇文章，是其数十年有关唐代文学、文献考证的精华。

《古籍版本学》主要内容包括:研究方法、参考书、雕版印刷的出现、书册制度、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