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获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主流经济学家批判 再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从世界史看经济与民主 产权不对称 张维迎：你是改革还是反改革 自由经济还是寡头经济 “自由派”为何失去民心 不理性的“理性思考” 精英的理性和小民的直觉 “自由派”经济学家为什么怕“自由” 改革需要理念的撞击 高学费真对穷人有好处？ 网络民主与群体智慧 不要以“文革”心态对待公共辩论 市场经济中的伪君子 财富态度：怎样对待穷人 垃圾中生活的人不是垃圾——Pawar女士与印度的崛起 －－ 拆迁中的中国经济 美国工人怎么下岗 蔑视穷人的代价 富人要有什么派头 “仇富”是仇什么 穷人凭什么给富人腾地方 流浪人员是人，不是病毒 纪念911——美国怎样补偿那些死难的孤苦无告者 －－ 全球化中的贫富 两位美国穷人的命运 中外富翁的财富观念 中国的富人为什么不捐钱 好事自己做——新大亨的慈善观 卡耐基与美国的慈善传统 巴菲特为什么要把财产给盖茨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房地产不是暴利产业 我们怎能听任任志强得势 财阀学阀，欺行霸市 民不可辱 为什么商品房的成本应该公开？ 既得利益者的道德底线 美国的房价 网络、媒体与公共空间的建设 －－ 用博客激活语文教学 馒头，屁，博客 我要博客，我要革命 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精神 美国人为什么比我们尊重长辈 就“抄袭”事件答王晓渔 “日本版画事件”错在何处 我错了 日本版画事件拷问中国人的良知 －－ 给媒体成长的时间 假如明早醒来，我们的母语变成了英文 北大批判 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 －－ 全球竞争形势下的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应该怎样进行？ 我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大学教育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感 附录

2009年一开始，我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一岁就上常青藤》，相信春节一过就能和读者见面。此书大概也界定了我这一年的个人生活。 此书的目的，并不是真要把还没有学会说话的一岁孩子赶到常青藤去读大学。常青藤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最精英的教育，也象征着某种教育理想。 “一岁就上常青藤”的意思，是从小在孩子的教育中追求这种理想。 这种理想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人的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即塑造一个全面的人(well-rounded person)。在这一理想下，教育的使命是唤醒孩子内心的自觉，让他们产生自己的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后形成自我、确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孩子不是在权威的喝令中发育，而是为自己的内心冲动所驱使。这和我们从小让孩子似懂非懂地背古诗、甚至读经、在大人筑造好的模子中生长的盆景式教育，实在有天壤之别。 我的小女在美国土生土长，如今已经九岁。我们对她的教育方法，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根据我个人观察，会培养孩子的美国家长，从小的教育方式也和我们小时候所领教的那一套不一样。当然，我也经常翻阅一些教育方面的研究、报道，最后把自己养孩子的亲身经验、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乃至初步的教育研究结合起来，写成了这本小书。 在美国，越是有教养的家长，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淡化自己的权威性，增强和孩子的对话性。有位中国人曾观察到：这些美国家长和自己的孩子说话时，经常蹲下来，把自己的脸降到和孩子的脸同一个高度。这种物理上的平等，导致的是心理上的平等。几年前，美国的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经过大量观察研究后出版了一本书，叫《不平等的童年》。她发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有事总和孩子商量，大家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孩子也习惯于提问，争论。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和孩子讲话的语言则非常武断权威，常用的词汇是“去干这个”、“别干这个”、“不行”，“闭嘴”等等。这两种家庭的孩子，前者从小习惯了讨论问题，长大后遇到事情善于协商、谈判、说理、争论、甚至讨价还价。后者从小在和家长的关系中就没有回过嘴，长大后常常沉默寡言，万事等人家吩咐，没有自己的主意，甚至连提问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人，不适合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打交道。这成为他们在教育和事业上失败的重要原因。 这一研究，对中国家庭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你不能说：孩子不到懂事的时候，有些道理先让他记住，以后自然就懂了。要知道，强迫记住的道理仅仅是训戒，而不是道理。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成为道理。孩子如果从小习惯于遵循自己并不懂的训戒，对大人的观点不质疑、不讨论，那么长大以后就不知道根据道理还组织自己的生活、贡献于社会。 我在讨论中国大学的改革时曾经指出，常青藤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是讨论班(seminar)：师生围坐在一起平等地探讨问题，而不是教授讲、学生听。中国的大学应该学习这种讨论班。后来几位国内的研究生给我写信说：“现在讨论班也有。但是效果还不如大课。主要是教授习惯了满堂灌，不知道怎么激发学生讨论，学生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白白浪费时间。”这其实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常青藤教育，不能等上大学才开始，而要从小开始，否则到了大学，有讨论班也手足无措。九年来，我一直坚持以讨论的形式教育女儿。还记得她八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我边给她摸背边哄她睡觉时，两人还讨论了一通柏拉图的“理念型”的概念，虽然她并不知道柏拉图是谁。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最著名的电视政治节目主持人Tim Russert突然去世。我正对着电视看悼念新闻，女儿跑过来问：“他是干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谈论他？”我对女儿说：“这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问问题。他比任何人都会问问题。所以，每次总统大选，人们都要听他问问题、让他代表大家问问题。现在总统还没有选出来，他却去世了。世界在最需要问问题的时候，最会问问题的人没有了。这就是人们谈论他的原因。看看，问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呀。你用一辈子的时间能学会象他那样问问题，你就很了不起了？”女儿恍然有悟。父女之间又开始了一个关于为什么要问问题、如何问问题的“讨论班”。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常青藤教育。你不用送孩子去哈佛耶鲁，每个家长都可以从自己家里开始。我把自己的经验老实地展示给大家，期待着读者的提问、质疑、争辩、和批判。或者说，我希望随着我的书的出版，今年能和读者就这些问题开始一个跨越太平洋的“讨论班”。

薛涌最新力作，谈民生，说经济，论时政 公民的身份，对照的视角，寻常生活里绕不开的话题与思考 薛涌如是说—— ⊙我写文章都是一种草根的观点，核心的东西就是，一个拿到诺贝尔奖的人跟一个街头卖肉的老头都是一人一票，平等的，他们在公共领域有平等的发言权？ ⊙我说过中国需要“美国学”，美国是跟中国现代化关系最大的国家，美国是最大的一个市场。 ⊙中国现在是一个民众觉醒的时代，公民权利觉醒的时代。 ⊙我对我批评的人：吴敬琏、茅于轼、江平，我也不想一棍子打死，我对他们抱一种希望。 ⊙中国应该集中精力营造“人重物轻”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多少年来一直呼吁：中国人的生活不应该克隆美国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厂家也不应该总盯着开发美国式的产品。 ⊙美国的白领和精英阶层有“自行车复兴”的趋势，社会文化习性为低碳生活、热衷运动、偏好步行和公交。而中国的大城市，其实还是制造业的核心，即使是白领阶层，其习尚也是蓝领的习尚，比如工作之余不好动，喜欢机动车等等。

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从“二战”以来，几乎每二十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对精英子弟提出新的挑战，逼着他们不断地适应，无法故步自封。 美国精英家庭的孩子，不少十三四岁就开始计划上大学，十五六岁就开始周游世界，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成为全球社会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贫富分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本书最重的要的主题，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批判。这一运动，已经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误入歧途。更糟的是，人们虽我在这一运动发足之际对这害虫般嘲弄，却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系统的批判。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是对这一运动全面神视的开始。 薛涌虽然去国十年，其文章却清通易懂，没有多少“洋气”；而且薛涌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其思路爱在带有“方向性”的地方环绕，也就是说，他总是力图给其论述的问题找出健康发展的空间。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吃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亏已经太多太多。薛涌最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两本新书《谁的大学》《炫耀的足球》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学者的功力也就体现在这些篇幅不长却很睿智的文章上了。 不妨先看一下《谁的大学》一书中的部分标题：“大学意味着什么？”“我们要什么样的大学？”“21世纪的大学向何处去？”“高等教育的重点在何处？”“计划经济办不出一流大学”。这些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思路，在那些忙于“抓紧”、“建设”、“提高”、“考核”、“评审”、“验收”的教育官员、大学校长、专家学者那里，可曾看到？如果只会在给定的、陈旧的、并无活力的框架里疲于奔命地“抓紧”、“加强”，不就是在为“南辕北辙”现身说法吗？那些堆积如山的教育理论、规划、书籍、论文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辟不出教育健康发展的路径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明知此路实为“南辕北辙”，可因这“辙”里有自己巨大的既得利益，就振振有词地论证其“合理性”，符合“国情”，就更没劲了。 北大精神为什么“破产”？美国教育为什么是“没有基准的优异”？先后就读于中美名校的经历使薛涌准确地找出了二者之间在办学方向、办学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前者犹如筛子，从幼儿园筛到博士，不停地制造着“失败者”，少数“成功者”也难免中看不中用；后者犹如春风雨露，帮助学生自己在大地上扎下根须，吸取营养，老师的作用就是启发、引导而绝非灌输。这种差异必然使前者的路越走越窄——大学失去普世性、超越性，水平每况愈下，问题层出不穷，无法自我更新；后者的路则越走越宽——大学不仅使学生“在万变不息的世界上闯荡时，有一种内在的资源”，而且大学本身就是社会创新性思维的来源，开创性研究的核心，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起到了引领和价值尺度的作用。 “方向”明确之后，薛涌还有很强的“建设性”，即实现方向的“路”应该怎么走。在这方面，薛涌一点不含糊——我们要像美国那样建设大学的多元格局，鼓励私立大学，引入市场机制。由于过去的体制，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在市场竞争中无疑有不公正的垄断优势。我们需要做的，是削减这样的优势，而不是通过国家拨款扩大这样的优势。国家给这些大学的直接拨款应该停止，实行教育券改革，把钱通过贷款交给受教育者，让手里有钱的学生自己选择把教育资源给哪个学校。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应该分解，使其规模缩小，和私立大学接近。这样，各种各样的大学，就会在一个相对接近的水平和规模上展开竞争，优胜劣汰。那些在教育上最有创意的大学，才有可能最终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流大学”——如此一席话，不知可会让那些吃教育、喝教育的“寻租者”心惊肉跳？ 如果说中国教育的误区是在“精英”，中国足球的误区就在“炫耀”——“足球本是穷人的运动，看看贝利的成长就知道”，可中国的足球却是地地道道的“豪门盛宴”：足球职业化十一年来，已烧掉了数百亿元，换来的却是空空的看台和屡战屡败的“成绩”，再加上假、赌、黑和足坛内部的纷争，中国“第一运动”给人的感觉的确很糟。 出路在哪里？薛涌当仁不让——“未来的中国职业足球，一定要接受过去十年的教训，从低起步，控制成本，运动员拿一般老百姓的薪水，使足球能赚足球的钱。一旦中国足球在世界露了脸，国内职业足球起步，俱乐部自负盈亏，中国足球就上路了。 “我相信，这一‘薛涌计划’比任何现有的计划都更有前途，球迷们可以自己比比看。关键是要触犯足坛的既得利益，让草包们失业！但十年后，真正的职业足球会在中国立足、赚钱。那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向国家提出：每年以10％的速度，削减足球经费。二十年后，足协不向社会要一分钱，相反，中国职业足球将是体育和娱乐界的纳税大户。每年为社会贡献上亿元人民币的税收，就像美国的职业三大赛那样。” 多好的前景啊，“可惜”还要再等二十年，而我们这里有的只是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大梦，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等等。所以无论是教育还是足球，薛涌那充满拳拳之心的意见往往“根本没人爱听”。薛涌也知道这一点，他在《谁的大学》后记中不无沉重地说——“我知道中国的‘国情’，也知道中国的教育界不可能在短期内接受我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我在此郑重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二十年后会成为笑柄，而且那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十年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职业足球，只追求投入，不注重产出，教育成本飞涨，教育水平下降。 “大学教育券的问题，迟早要提出来；人们也迟早还会再来读一读这本《谁的大学》。但愿到那时候，我们花的‘学费’不会过于惊人。” 作为与社会息息相关的我们，也最好不要等到二十年后才承认：薛涌确实有一道睿智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