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自选集”定了稿，对十八篇文字作了一些分析，我发现从时间上看，最近一篇是一年前写的，最早一篇则距今已三十六年矣。至于这些文字原初发表的地方，最多的是香港，其次是台湾，近年有几篇则是大陆。这两岸三地的中国人社会是我出生、成长和工作的三个地方，尽管美国、欧洲在我学思生涯中是个无可或忘的空间，我总觉得在中国人的地方，用中国字书写是件最自得的事。一九四九年离别出生的大陆迄今已是半个世纪了，一九八五年后，返“乡”多次，但点水情蜒，都是短暂的照面，依然有似曾相识的陌生。这个“自选集”的出版，算是“另一类”游子回乡的定居。

《中国思想史纲》大体依据侯外庐主编的五卷六册本《中国思想通史》的主要论点编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思想史纲》也可看作是《中国思想通史》的缩写本，但是在编写过程中有所侧重，有所补充，有所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而并非《中国思想通史》的简单重复和节略。

本书由《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和《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两部分构成，书中以李贽、戴震等人及东林派人士为重点，对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的变化与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解剖。 本书的意图就在于从不得不屈折转变为自由。对欧洲既不是抵抗也不是追随。既然接受了“近代”这个概念，那么索性使它扎根于亚洲。如果要在本来和欧洲异体的亚洲看透“近代”，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渊源。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 出自对“近代”的屈折感，我遂以中国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我的本心是希望由此亲自认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本书就是这种摸索或试验的一个过程。

史有《资治通鉴》，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知道，唐宋以来，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一本是被历代君臣推崇的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而另一本即不为人熟知的《反经》。 它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加上译注者深厚的古今汉语功底，使《反经》行文有如流水、通俗易懂。它集政治学、谋略学、人才学、社会学为一体，以振聋发聩的商论和令人警策的历史教训，为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谋略武器并展现了无限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