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是按大区域划分为三个部分组织的。第一部分是西藏寺院，第二部分是甘青内蒙古寺院，第三部分是内地的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寺院遗迹。三个部分撰写的时间不同，写法也多有差异。 第一部分西藏寺院调查，包括三个地区的调查记即拉萨地区、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调查记和《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等，共九个题目。第二部分甘青内蒙古寺院调查偏重于明末以前的兴建。藏传佛教向北传播，首及青海，自青海再行扩展，其主要通道有五路：出当金口抵敦煌；沿疏勒河上游，出龚岔口至安西；经祁连，出扁都口抵张掖；经乐都，渡大通河，出河桥驿，北上永登、武威；经化隆，走临夏、永靖，东抵兰州。第三部分内地的藏传佛教遗迹，现只辑录蒙元时期在当时大都即今北京修建的两处佛塔史料和对南宋旧都临安即杭州的一些元代遗迹的初步考察。

《生死的幻觉》，在这本开示法宝里，作者以通俗流畅的语言向读者阐明了佛法的深密要义，并依据佛理揭示了宇宙世界中的许多奥秘，其中包括生命的奥秘、灾病的起因、健康富足的原因、延年益寿的法门、如何消除烦恼的方法等等，还探讨了有关死亡和死后的灵魂去向问题。尤其难得的是仁波切根据自己的实证经验，给修习显密佛法的善根信众们指点了成佛的捷径妙道，并在其中透露了由几位高僧大德上师亲传的深密窍诀。仁波切还根据他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西藏的一些大成就者的传奇故事，令人受益无穷。 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为己任的白玛格桑仁波切，以无尽的慈悲之心，将这本智慧法宝甘露洒降给我们，愿我们都能领受白玛格桑仁波切的慈悲甘雨和加被助力，愿我们永离烦恼、恒具欢乐！愿世界和平、永远祥瑞！愿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同登佛土！ 目录 编者导读 译者的话 序 我和我生长的地方 第一章昨天和明天的尽头 / 第二章生命的奥秘 / 第三章无常的人生 / 第四章未来的神圣事业 / 第五章微妙正道的路径 / 第六章内在的寂静甘露 / 第七章迈向恒久快乐的步伐 / 第八章魔术游戏般的无常 / 第九章虚妄和欺骗 / 第十章三苦囹圄 / 第十一章永恒解脱的指路明灯 / 第十二章如意宝藏 / 第十三章缘起因果的规律 / 第十四章西方极乐净土 / 第十五章正确永恒的微妙皈依 / 第十六章微妙心宝 / 第十七章清静的明月 / 第十八章无量福源 / 第十九章殊胜身供施 / 第二十章取得如意妙果的捷径——上师相应法 / 第二十一章临终的和合往生 / 第二十二章死亡征兆——时间明镜 / 第二十三章赎死与延年长生 / 第二十四章无常的死亡之路 / 第二十五章除灭二取迷妄顽症 / 第二十六章无念气轮 / 第二十七章修炼三门的要法 / 第二十八章根除轮回的污秽种子 / 第二十九章无动寂静的禅定 / 第三十章脉、气和明点的作用 / 第三十一章成熟灌顶的重要性 / 第三十二章大圆满总纲 / 第三十三章面对新世纪的话

所谓生活的佛教，就是说睡觉、说话、走路，不论做任何，都应该合乎佛陀的的教化。壁如佛陀告诉我们发心，不止布施要发心，信佛要发心，甚至吃饭睡觉也要发心。佛法中的发心，可以运用于我们的家庭生活上，敦亲睦邻、孝敬亲长、友爱手足、帮助朋友，都需要发心，愈发心，功德愈大、效果愈好。佛法并不是画饼说食，嘴上说说而已，应该身体力行，彻底去实践，进而扩充运用于家庭、学校、社会，不可以把生活和佛法分开。

《佛教文化面面观》讲述了在改革和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社会正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精神文明建设加紧进行，我国的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一些在长期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环境中形成的窒息人们思想的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学领域，都出现了许多适应社会进步趋势的新观点、新思想。然而，任何新思想、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以旧有思想文化为基础为前提的。要批判继承它的一切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吸收并改造它的思想文化资料作为新思想文化的营养成份和组成部分，必须对旧有的思想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何者当借鉴？何者当破除？何者当改造吸收？要做到心中有数。对小到某个领域，某个时期和某个方面的既有的思想或文化现象，大到沿续几千年的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应持这样的态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改革与开放的洪流滚滚向前的今天，竟然出现了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评价热。人们用新的眼光，站在新的高度，重新研究与评价传统文化。人们在思考着，在争论着。结论虽不统一，但没有关系，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本身已深化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促进了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顾反思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也发生了很大兴趣。在一些学校，举办了佛教文化讲座。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佛教与传统文化成了讨论的热门话题。1986年第10期《文史知识》发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在各地书店立即被抢购一空。这是个好现象。作为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为此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感到压力。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从事任何一种研究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但从事佛教研究“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当一项研究课题确定以后，要从浩如烟海的佛教图书中找出相应的资料，要花费极大气力才能把用自成体系的艰深难懂的概念表述的佛教史实或理论，理出个头绪。然而佛教研究成果发表的园地很少，研究者不容易被人理解。因此，当看到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对佛教知识发生兴趣时，任何一个从事佛教研究的人都会感到高兴的。那么压力又何来呢？那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佛教研究还相当的落后，与我国作为北传佛教的中心，曾创造性地发展了大乘佛教的国家地位极不相称。研究的人少，成果少。该研究的没有研究，空白很多；该整理校释的佛教图书没有整理校释，可供学者方便使用的图书资料太少。从近代以来，虽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佛教著作行世，但远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季羡林教授在《我和佛教研究》中充满感慨地说：“我懂一些佛教历史，也曾考虑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问题。我总的感觉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落后。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我们现在应该急起直追，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期能做出比较正确的论断。这一件工作，不管多么艰巨，是迟早非做不行的，而且早比迟要好，否则我们就无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总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和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 别是藏族和蒙古族，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的研更为落后。这种现象决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载1986年第10期《文史知识》）笔者很同意季先生的话。作为从事佛教研究的人确实应当变压力为动力，急起直追。当然，重要的还要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既然佛教的传入曾深化了人们对人生和宇宙的思考，丰富了民族文化，那么可以相信，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佛教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当前正确地对待和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真正全面开展业务是在“文革”后，特别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研究室的基本方针是以编写学术专著，编纂系统性的学术资料为主，同时开展专题研究，适当组织力量编写普及性的佛教知识读物。齐鲁书社去年初到世界宗教研究所约稿，希望佛教研究室能组织人编写一本普及性的佛教知识的书，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我们研究后决定将编写此书列入室的科研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