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國會往何處去？」 乾隆之後中國和世界互動的這250年，已給出答案。 顛覆中國近現代史，隆重問世。 英國《衛報》2012年度最佳歷史書， 作者文安立為美國歷史協會最高榮譽得主，漢學界深具洞見的傑出學者， 乾隆年間，中國曾處於全球外交的中心，國力鼎盛，海內外承平。20世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峰。未來的中國它會何去何從？它重返盛世之路是暢行無阻亦或是窒礙難行？有國際關係和中國近現代史背景的文安立，他認為：中國在這從帝國轉變到現代國家的250年，其中多次的內部動亂與躁動的對外關係，已給出答案…… 這段歷史要從乾隆談起。大清帝國的國力在18世紀達到鼎盛，乾隆14年(1750年)，大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的統治範圍擴張到中亞、西藏、以及東亞沿海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滿洲皇帝和前人不一樣，對於帝國的對外關係訂出規範，在外交體系中，北京處於中心地位，本區域全都明確承認大清的霸主地位。 然而巔峰無以為繼。自乾隆後期，滿清的聲望便逐漸大受傷害。文安立指出：清朝的統治者已經失去交易、妥協的天分，變得愈來愈脫離清廷之外的世界。而此後的世界，就是這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帝國艱難地尋求現代國家轉型的偉大歷程，直至今日仍然躁動不安。中國的近代史並非像國、共兩黨所簡化的那樣，是被動挨打的屈辱歷史，而是帝國更早地與資本主義現代性接觸的故事，也是帝國藉著和外部世界的互動而發生自身蛻變的歷史。 從乾隆到鄧小平，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就不斷地波動變化：日清戰爭、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韓戰、冷戰等等，這些都使得帝國陷於各種外在和內在的不安之中，這不僅僅是處於羞辱和憎恨的情緒，也在於它被迫調整之前在世界外交事務中所確立的三個原則：正義、講究規則，以及中國中心論。 這250年的歷史是彼此有內在邏輯聯接的歷史：越南1978年攻打柬埔寨，鄧小平發動懲越作戰。鄧小平在北京，一定想到兩百年前乾隆朝的清越戰爭，以及乾隆皇帝未能贏取此役如何傷害到自己的歷史地位。1870年起的李鴻章，引領朝廷輸入西方技術，希望直到中國強大到足以自衛之前，能夠不陷入戰爭，而20 世紀30年代的蔣介石也曾面臨此種抉擇。 有些熟諳歷史的評論家認為，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其他國家都順服接受中國的權力象徵。即使250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之處，文安立也不認為會是如此。 250年來，中國已經變成蛻變成夾雜著帝國和現代性的混成社會。它的一部分向外看，尋找機會，一部分向內看，注意危險。本書預測了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可能會如何發展。它會變得像融合了不同族群並控制了鄰國的美國嗎？還是會像英國或俄羅斯一樣放棄帝國的虛名？在當代國際關係與東亞歷史中，中國對我們來說最是最重要的國家，而《躁動的帝國》這本書將有助於你深入理解這個國家的近代與未來，以及它複雜的內在動力，如何與它的周邊（如北韓、日本、越南，還有台灣）發生關連。 如何讓歷史在重演時，不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鬧劇？中國從哪裡來？又去向何方？本書將帶給我們無數的例證與啟發。

《秩序的沦陷》为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近著，关注的是抗战初期的社会与人。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

《革命逸史》是冯自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他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编写的，所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最有价值的正史材料，只是“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革命逸史》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晚清至民国之要人，几乎全收笔下，且记述多为非亲历者不能知之趣事。比如有关孙中山先生的记述相当多，其中说中山先生喜欢下象棋却棋艺不精，但牌打得很好。其他如孙中山与黄兴的旗帜之争，以至于两人的关系长期不和；“梁任公之情史”中认定梁启超的婚姻并不美满：“李女貌陋而嗜嚼槟榔。启超翩翩少年，风流自赏，对之颇怀缺憾，然恃妇兄为仕途津梁，遂亦安之。” 章太炎曾高度评价冯自由治史“阿私之见少矣”。《革命逸史》曾说袁世凯、黎元洪都不是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后，屠杀革命党人，证据确凿，以他们为民国元首，则破坏共和、颠倒功罪都不足为怪。遗憾的是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以革命党而行革命党应行之事，虽褒扬先烈之令，不绝如缕”，但只限于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的少数领袖人物，而对于开国前和开国时断头流血、舍生取义的大多数无名英雄，并未按照当年稽勋局的调查表册分别抚恤，他说这是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缺憾。他一直认为饮水思源、养生恤死，是后死者应尽的责任。他后半生执著于革命史研究与写作，这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作者张鸣写“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继《历史的坏脾气》之后，推出了第二本《历史的底稿》。两本书的观察怎样另类，有何特别，用张鸣的话概括，可以是四个字“不合时宜”。《历史的底稿》的序言里，他说出了“不合时宜”的原因：在社会生活里，一个稍有个性的人，常常会感到窒息。打破这种窒息，对我来说，就是时不时地发一点不合时宜的怪论。其实也不怪，都是些用常识的理性判断出来的常识而已。 张鸣写晚近中国的两本书，引述的不是什么大事件和大话题，都是些逸闻趣事中的人情世故。《历史的底稿》里，牙刷、辫子、人头像章文人的舌头以及义和团的药方都被作者拿来当题目，乍一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不了历史这本大书的，却又能被作者扯出不简单的命题来。

中国海军史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史学界、军事科研机构及院校和造船界三个方面。史学偏重历史过程，军界偏重战役和战术细节，造船界偏重于舰艇发展。近年来，三方面的研究者呈现出相互合作、协同配合、共同探索的新气象。这对于扩大海军史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于学术界的这些成果，这本书都注意予以吸收。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记录和剖析了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及其衰亡的历史。1894年9月17日，日本海军与清朝北洋水师精锐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展开血战。100多年过去了，刘步蟾、邓世昌等人英勇战斗的事迹仍然令人热血沸腾。号称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败在何处？作者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着眼中外海军的比较研究，对海防与塞防、海军发展战略、晚清政府与清流政治等，都有自己的观察和分析。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以中日韩三国为叙述对象，以现有研究为基础，以三国普通读者为阅读对象，以浅显流畅的文字尽可能全面地介绍中日韩三国在近代走过的历程，对于三国历史，尤其是中韩与日本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进行了全面、客观公正的介绍。本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撰写。中日韩三国地域相邻，不仅在历史上关系密切，而且近代以来三国几乎面临西方列强环逼的相同境遇，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步入列强行列，且对中韩肆行侵略，三国关系进入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由三国有正义感的学者共同撰写三国近代发展历史，在中日韩三国均为首次，这对于加强三国学者的交流与联系，在三国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树立共同的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与积极的作用。第二，以三国普通读者为对象，在以往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以浅显流畅的语言，概要地梳理了三国在近代的发展历程，以及日本侵略中、韩的事实，以史为鉴，开拓三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第三，既全面系统， 不烦，又注意详细得当，把握要点。本书既把握一些关键的历史事实，针对日本右翼教科书歪曲历史，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史实，进行了充分的揭露，以令人信服的材料，详实地介绍了近代历史上日本对中、韩侵略的暴行；同时，又不拘泥于一些所谓的细节，如右翼教科书为歪曲日本军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事实，强调所谓“第一枪”问题，本书则在介绍了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侵略行径后，强调指出，卢沟桥事变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制造的事端，有没有这第一枪，都改变不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略中国的事实，进一步说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卢沟桥本身就是侵略中国的行径；第四，本书在写作方式及内容编排上力图改变我们以往的历史读本存在的某些教条式说教、形式呆板，严肃有余而活泼不够，不能引发读者阅读兴趣的不足。依在写作方式上，既要求有学术的基础，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据，同时要求文字要浅显易懂，有一定的可读性。配合文字的叙述，随文附加相关图片，既增加直观的材料，又可引发读者的兴趣。总之，本书力图以新颖、活泼、生动的形式，将正确的历史知识传播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