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治学方法无外乎两种，一是我注六经，二是六经注我。《金刚经新注》也可以说是属于前者，和过去的注释相比，认为它有如下一些特色： 一、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的方法来进行注解。作者摆脱了以往各家出于各种信仰或目的而进行的就事论事的形式，将整部经典纳入佛教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详细的考察，找出其在印度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线索，在主述佛教的同时还注意兼顾了其它印度哲学的派别，对佛教以外的数论派、胜论派、婆罗门教、耆那教等哲学和宗教思想，以及《吠陀》、《奥义书》等印度的古典经典也做了相应的解释或说明，力图从印度文化的总体来揭开《金刚经》的历史地位。这种横向比较、纵向探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在众多的译本中，除隋笈多本属于直译，文字艰涩难解外，其它译本实无大的差别。罗什的译本翻译最早，文笔流畅，简明扼要，广为流传。《金刚经新注》选用了罗什的译本为底本，也就更接近原著，资料也较为可靠，可信性强。 三、全书释文内容广泛，所有叙述详细具体，对词义的解释基本准确、明了。对一些佛教的重要理论和教义，注者不搞人云亦云，而是仔细求证，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有一定新意和启发。对《金刚经》中的每一个重要名词，注者尤其注意其历史的变化，指出最早的出处词义的衍化，一词多义，异经别指，诸派别说等各种不同的形式。而且还附有梵语，巴利语原文，揭不了汉译名词的源头，既有助于准确地掌握词义，而且还便于读者查找利用。可以看出，此书不仅是一部佛经注疏，而且还具有一部小型佛教辞书的功能，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佛教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发源于印度，最初流行于印度恒河的中上游一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以无常和缘起思想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的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很快得到流行。佛教经过了原始佛教、部族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和大乘密教的发展过程，在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集结佛教经典，派遣布教师分赴四方各国弘扬佛法，开佛教之鸿基，佛教遂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佛教造像，始自印度贵霜时代的犍陀罗，而后在印度各地不断完善，并传向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再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最后传至日本。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造像随各地域的风格几经变迁，而中华思想在佛教雕刻上的体现尤为突出。 本书集中国哲学界、美术界学者之论点及作者在东瀛留学期间搜集之素材，选取各个地域、各个时代典型的佛教艺术品，以丰富的资料，论证中华思想在佛教造像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康德自称其毕生思考且力图回答的问题有三个：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又构成了一个总问题：人是什么？其中“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个问题是由宗教学来回答的。本书收集了康德探讨宗教学来回答的。本书收集了康德探讨宗教问题的全部著作，其中有的全文照录，有的则只摘录集中讨论宗教的一部分。此外，本书还附加了康德讨论宗教问题的几封书信。著作按年代顺序排列，读者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康德宗教哲学的全貌，而且可以领域到康德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本书第一篇从历史叭物主义角度出发，分析了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分析了宗教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作用。第二篇从哲学、法律道德、艺术、科学、医学、教育、世俗文化等方面，阐述了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第三篇介绍了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发展简史。本书是作者对宗教研究的一点粗浅的认识，力求在重视理论性的同时，提供一本具有可读性和通俗性的基础读物。

图像学在1984年通过《美术译丛》引入中国，当时范景中先生约请几位学者翻译了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的几篇著名论文，后来在1990年出版的《象征的图像》里，又系统介绍了图像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这引起了一些学者，特别是敦煌研究者的浓厚兴趣。 图像学在西方早已成为美术史的基础学科，也为人文学赢得了极大的光荣，即使是当今视觉文化潮流中的干将，也情愿打出新图像学的旗号，而不敢断然否决它。因此，图像学一直处在争论和改变当中。而它对中国美术史有何意义，则尤为我们所期待。现在上海师范美术学院打算以图像学为学科建设的重点，并以图像学的早期杰出学者马勒为介绍起点，这无疑是有益于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工作。此文即简介马勒的图像学研究，希望能激起图者细读原著的兴趣。

佛教自后汉传入中土后，经几百年的介绍吸收，到南北朝后期，达到对印度佛学全部消化，进入“中国化佛教”的形成和兴盛期。这一时期，前后出过两位集大成的大师：第一位是陈隋之间的智叛大师，他以三谛三观、三种止观等总摄和整合从佛教初入东土迄于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汉语佛法，建立起精深博大的天台宗学，赢得“小释迦”之称，在佛教思想史上盎立起一块高大的里程碑。第二位应该说是五代末人称“永明古佛”的延寿禅师，他立足法眼宗，总摄和整合中国佛教最辉煌期——隋唐五代的全部佛学，其思想开此后乃至直到今日中国佛教的基本路径，其多闻、见地、文才，千余年以来无人企及，深通禅宗的清雍正皇帝在其《御选语录》序中高推他为“六祖以后古今第一大善知识”、“超出历代诸古德之上”、“震旦第一导师”，称赞其编集的《宗镜录》一书为“震旦宗师著述中第一妙典”，实非过誉。 延寿生当禅宗五家于极盛中产毕诸多弊端的时代，他做的工作，主要是顺应佛教内诸宗融合、社会上三教融合的大势，通过整合中国禅宗与印度经论及诸教宗，针治禅宗因强调“教外别传”而造成的种种弊病，为中国佛教开辟出一条不离释迦牟尼教法、又能应时契机承传不绝的道路。延寿继承发扬了法眼宗融合宗、教，尤其是融会禅宗与华严宗的宗风，承担起整合此前全部中国佛学的历史使命。 延寿的核心思想，是“一心”－—ˉ即大乘如来藏系作为万有体性的心性、真如心、法性心，亦即禅宗所谓本心、真心、自性、佛心、心源、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等。延寿以此心一贯全体佛法，《宗镜录》所谓“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即以禅宗所欲了悟的一心为全部佛法宗要，以此如明镜般的心观照万法，整合全部佛法，浓缩印度大乘经论、中国诸宗之学的精华。 延寿以此一心圆融禅宗与教下，强调学佛参禅，须学习教典，依经教行持，籍教悟宗，依教印心，即便参禅开悟得禅师印证，也应以佛语印可，“若不与了义一乘圆教相应，设证圣果，亦非究竟！”研习教典，应一一须消归自已，直探言下之旨，明自本心。认为诸经教及诸宗，言说虽不无歧异，义理亦非无深浅偏圆顿渐之别，而源出与旨归，皆无非一心。 延寿又以一心之理、事圆融为理论基础，圆融理与事，针对禅宗囟强调一了百了而产生的忽视修持及消极遁世等弊端，强调戒乘并急、万善齐修，即便了悟，亦须持戒修行，尤其要在社会活动中修行菩萨六度四摄，挟危拯急、济用各时、布施贫病、抚恤孤恂、安乐有情，行修路造船等慈善事业，尽忠立孝，济国治家，敬养父母，引导佛教徒恪尽社会责任，对于纠正“行在小乘”的弊端，将中国佛教导向大乘菩萨行的轨道，意义十分重大，影响极为深远，甚符合近现代“人间佛教”的精神。 延寿还以一心圆融禅宗与净土宗，倡导禅净双修，依他力往生，对解决大多数佛教徒的终极关怀，起了巨大作用。延寿本人，被公认为参禅透过三关，而每日勤修百八佛事，念佛号十万遍，被尊为莲宗六祖，树立了悟后力修、禅净双修、以净土为归宿的典型，被后世引为榜样。 对延寿，历来也有一些异议，或说其《宗镜录》出而禅宗晦，或说英噎氓说等有误，或对其融通宗教及禅净双修说有意见，这些异议，乃佛门中长袁争议不清的问题，延寿之说，起码乃一家之言，很难说他完全不对。即便在这些问题上延寿的见地不圆满，也瑕不掩瑜，他学说中的绝大多数，被历代大德印可为正见。 延寿的著作，不仅有理论深度，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颇有直到今天还很实用的指导修持的价值，为研修禅宗、唯识、净土的人所应精读。笔者在学习禅宗文献时，多年不得其门而入，后来读《宗镜录》，乃觉豁然，曾请教于巨赞、明真等法师，答言“如是如是”。 延寿虽然名重一时，但他留下的大量文字般若，一直无人集结，散见于大藏经内外，对之作研究注疏者亦不多。尤其他主编的百卷巨著《宗镜录》，可谓自唐末以来中国佛教著述中分量最重、内容最富、水平最高者，被雍正皇帝誉为大藏经的浓缩本，但问世后，实际被束之高阁，研读者不多，直到近代才渐受重视，有以之为题做博士论文者，然尚未有人注疏。刘泽亮教授年轻有为，多年研究禅宗，功力扎实，成果斐然。他新点校整理的《永明延寿禅师全书》，收录了现存署名为延寿的一切作品，凡二十数种，皆择取善本为底本，底本以外列为参校本，一一校点对勘，加以导读、注释，附有延寿佚失著述存目、延寿研究论著引得二种资料，甚便于研究、阅读，对学术界及佛教界，都是一大功德。校点注疏，本是做中国古代各门学术的基本功，前辈学者多强调做学问先从此入，这种工作貌似容易，实则最难，须做大量搜集、校勘、考据、查对、检索、引证、比较等烦琐枯燥的工作，不容忽略一字一句，若没有一种淡薄声色名利干扰，如进入禅定般安静、仔细、专注之心，很难做下去，特别是做《宗镜录》这样牵涉面极广、难度甚大的巨著之校勘注疏，没有广博深厚的佛学基础和十分扎实的古文功底，是做不了的。刘教授在不长的时间内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可见其用功之勤。在此学术风气日趋浮华的时代，其精神尤为宝贵，令人钦佩，故乐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