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了幸福
李皖
《我听到了幸福》从纯粹的意义而言,《我听到了幸福》不是真正的音乐批评。纯粹的音乐批评,最终应该遵从音乐自身的逻辑,从音乐出发,而不是从文化或别的什么出发。于是,我们必须引进音乐的历史,以史为鉴,建立恰当的评价体系。它不是发现意义,而是确切地发现作品在音乐史上的位置,然后确切地发现音乐在美学上、美学在哲学上的位置。但是时至今日,人类还没有一本整体的音乐史出现。我们所熟知的,仅仅是古典音乐——确切地说是西方古典音乐的断代史,还没有哪个音乐学家去探究人类音乐的(若干)基本原型,以及这一原型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展开的、一系列的发展和变化。音乐史的现状,是国别史、分册史、地方志和私家谱,各类音乐都可以在自己的家谱中找到位置,却无法在音乐史中找到位置。从本质上讲,我们连一个参照系都还没有。音乐都是声音,长长的恒变的踪还,纵贯古今,不分门类。它一直在那儿一本万相地流淌着,抛下了我们,画地为牢,各自鼓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