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配合照片的田野杂记，来呈现作者十几年的寻羌之旅中所见、所闻，介绍各地羌村民众生活与沟中的文化、传说。这不只为了纪念一些骤然消逝的过去，而更希望借着它来呈现羌族的独特之处――他们如一面诚实的镜子，映照着人们难以察觉的自我本相。 001 岷江上游 一元钱的命/002 在川藏之间/004 015 松潘 与世隔绝的村寨？/016 沟中的世界/018 杜杰的家人/024 高山草场/033 山神与地盘神/038 松潘城/045 黎光明/054 060 北川 荞麦的故事/061 白马将军与走马将军/070 汉番边界/072 胡耀邦赠送的藏袍 /073 禹里羌乡/079 086 茂县 周老师与毛老师/087 老童与寨子里的酒/091 永和河坝/096 毒药猫/102 翻越史家山梁子/109 水磨坪与巴卓沟/111 射蟒英雄的故事/116 三龙沟/117 三龙诺窝寨/121 黑虎五族/124 黑虎将军/128 黑虎沟的老端公/129 牛尾巴寨“人过年”/133 沙朗与尼萨/141 146 汶川 周仓背石塞雁门/149 瓦寺土司/150 马端公/154 释比经文：羌戈大战/157 孝子与孽龙/159 161 理县 尔玛尼（黑羌族）/163 弟兄祖先故事/168 170 黑水 大黑水/173 苏永和/177 小黑水的猼猓子/182 185 后记 自序 1994夏季，我的学术生涯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对曾是年少轻狂的我来说，在此之前两年得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又在这一年得到驰名国际学界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终身聘职，四十岁以后的学术生命中还会有什么可令人振奋的转变？ 然而就在这一年，我首次踏上大陆的土地。由北京到西安、西宁，一路上造访各地考古与民族研究机构，到处递出我印着“哈佛大学博士”的名片，卖弄着我在西方苦读有成的学问。直到一天，我来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见到我硕士、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羌族…… 我的寻羌之旅便始于这一年，1994年夏季。在西安，陕西考古研究所的朋友领着我到处看西周早期遗址，我遥想，当年姬姓族如何与土著姜姓族合作开拓此基业。而后，我由西安搭上往西宁的火车。在穿越陇山时我望着车窗外，依稀看见两千多年前西戎中的秦人吞并邻近诸戎部落，残余的戎人扶老携幼逾过汧水、陇山往西迁徙的景象。火车进入湟水河谷，当年一个神话般的戎人，无弋爰剑，受秦人追捕逃到此地，是什么样的神奇让他以及他的后世子孙成为羌人的领袖豪酋？在西宁、湟中、湟源等地，我望着河谷上大片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田，仿佛见到汉代羌人各大部落彼此争夺这些美好河谷，以及，后来当这些河谷成为汉军屯驻的田地后，他们卑微地请求汉军允许他们在没有人耕作的河谷放牧。由西宁返回西安后，我乘火车穿越秦岭。在自古号称难行的山崖蜀道上仍可见一截截残存的巨木栈道，我想着，古羌人是否便是由此穿过秦岭天堑，一波波地进入川西北成为两汉魏晋时的白狼、白马等羌部？ 如此我一路跟随文献记载中的历史记忆，追寻羌人来到汶川。然而便是在此，突然，前面那些历史臆想以及我二十年来的羌族研究成为一场空幻梦境。面对真真实实的羌族，我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民族、历史等等的知识贫乏得可笑。于是此后到2003年，这十年间（除了1999年我身在美国），我每年都在羌族地区住上一两个月，在真实的“人”与“社会”面前从头做一个学生，重新寻找古代羌人与今之羌族。2003年，我以羌族为主题的著作《羌在汉藏之间》出版。此后我的研究田野转移到川西的大渡河流域，与红原、若尔盖等川西北草原地区。经常从马尔康或红原回成都，我都要刻意经过松潘、茂县、汶川等地，探探老朋友们。 发生在2008年5月间的汶川大地震，羌族人民的生命、财产、文化受到极严重的损失。而所有这一切的根基，环境生态，更受到难以恢复的破坏。悲伤之余，我的一些羌族朋友甚至有出于激愤的宿命观，他们说，这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似乎是针对着羌族而来。我不认为这是什么神秘的宿命，它只是一种历史与地理环境二者叠合造成的结果。汶川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两大高低地理板块间的断层带上，在长程历史发展下，两大地理板块分别为藏、汉所占有，而羌族正处在汉藏之间，因此也在此两大板块之间。 目前灾后羌族社会文化复建陆续开展，羌族社会将有一番新面貌，文化也会有改变创新——这是1980年代以来持续发生的变化，地震破坏及灾后重建只是让它突然加速而已。我以这本配合照片的田野杂记，来呈现过去我的寻羌之旅中所见、所闻，介绍各地羌村民众生活与沟中的文化、传说。这不只为了纪念一些骤然消逝的过去，而更希望借着它来呈现羌族独特之处——他们并无奇风异俗，只是有如一面诚实的镜子，映照着人们难以察觉的自我本相。

本书原著为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先生所著。该书通过对西藏地区的史实、说唱艺术的研究，揭开了古老的西藏文明历史的一幕，再现了处在世界屋脊的西藏人民的勤劳、智慧，以及在史学、文学、美学、艺术、工艺、建筑、农业、牧业、宗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所有对神秘的西藏怀有兴趣人士参考的宝典。

《吾国与吾民》又名《中国人》，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于本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文化等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并与西方人的性格、心灵等作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所以自1935年出版以来，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曾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本书曾有几个版本，目前最近的是2002年1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全译本），14.75印张，定价24.8元。本书是林语堂的代表作，影响深远，不断再版。《吾国与吾民》又名〈〈中国人〉〉，是林语堂（1895年--1976年）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于该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非常美妙，并与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等作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所以1935年由美国纽约约翰戴・公司出版以来,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被美国许多知名人士推崇备至 ,曾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 作者简介：林语堂(1895.10.3――1976.3.2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

《 汉译本系列丛书(套装共8册)》是一部卷帙浩繁、内容宏富、情节曲折、语言优雅、影响深远的英雄史诗。它生动形象地叙述了古代一个藏族部落岭国，在其领袖格萨尔王的统率下，历经干难万险、浴血奋战、降妖伏魔、抗敌除暴、扶危持颠、保卫家园、救民水火，为民众谋福祉之英勇悲壮、跌宕起伏、动人心魄、神奇玄妙的故事。财现了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伸张正义、大智大勇，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造福民众之可敬可亲的英雄形象，昭示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之永恒的真理。

《丑陋的韩国人》，读这本书的韩国人一定会对我憎恶至极，以致于恨不得杀了我。哪里来的混账东西在胡说八道!其实我也并非出于喜好才写这样的书，而是因为不忍看祖父母的故乡——韩国的现状，欲罢不能而已。我是出生在中国的第三代朝鲜人。在中国度过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大学毕业后来到日本进行学术研究，与此同时多次造访韩国。在这期间我不断地努力，试图在祖父母的故乡——韩国，探寻朝鲜族同种同源的根，结果都以徒劳而告终。在深感血浓于水的同时，也感到了莫名的疏远与陌生，这是为什么?我与正统的韩国人有相当的隔阂。尽管如此，从文化上看，说我是中国人也不准确，而且我虽然长期生活在日本，但毕竟我不可能是日本人。相反，因为我在文化上不属于中国、韩国、日本中的任何一国，所以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具备了更客观地纵观三个国家的特殊条件。就是说，我可以不带任 何偏见地对中日韩三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直言相告。这是我的优势所在。 韩国至今无法超越日本，更成不了中国那样的大国。在世界各地遭到白眼、歧视的原因很多，而使韩国远远地疏离于世界的最主要原因是那种狭隘的“乌里”(我们)精神。 所谓“乌里”就是“我们”，是与意味着“外人”的“那母”(他们)相对立的概念。这种强烈的亲族意识使韩国变成了歧视大国，成了世界孤儿。对这一点却很少有韩国人意识到。 即使是日韩共同承办的世界杯足球赛，韩国人也认为它是：“表现我国国民的热情，宣传我国拥有比日本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绝好机会”，将它看做是向世界夸耀优秀的韩国人的民族文化活动。 归根结底，国际化对韩国人来说，不过是向世界夸耀本民族的宣传活动，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过度的“我们”意识已经成为国际化的最大障碍。深深地陶醉在这种世界罕见的亲族意识中的韩国，将以世界化及国际化的留级生身份来迎接21世纪。 也许这种过于膨胀的“我们”意识，将使韩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濒临自我毁灭的危机。想到这些，作为大韩民族的后裔，我感到痛心疾首，不禁恸哭。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演講〈醜陋的中國人〉，強烈批判中國人的「髒、亂、吵」、「窩裡鬥」以及「不能團結」等，歸結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我們可以想像當場的震撼程度，從稍後在留學生群中引發的討論，已經可以預知其演說內容終將引爆。 當呂嘉行的演講記錄分別刊載於香港（《百姓》，十一月十五日）、紐約（《台灣與世界》，十二月一日）、台北（《自立晚報》，十二月八日）、洛杉磯（《論壇報》，十二月十三日），「醜陋的中國人」乃擴大成為全球華人論爭的焦點。 次年八月，此篇講稿和另兩場演講的記錄（〈中國人與醬缸〉、〈人生文學與歷史〉）、一篇訪問稿（〈正視自己的醜陋面〉）及三十二篇雜文組成的「老昏病大展」結集，並收入二十篇回應文章，合成《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在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緊接著大陸版、韓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紛紛出版，大約十年之間風波不斷，海峽兩岸都出有評論專書。 柏楊愛深責切，他說：「中國人，是一個迷失在濃厚醬缸裡的族群，需要警醒」。是的，「醜陋的中國人」是二十世紀末葉知識分子在沉痛的反省之後，向自己民族所擊出的一記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