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因何解体，“大革命”如何酝酿

☆一场带有自毁意味的新政，一次悄然催生革命的改革

☆罗志田教授重磅新著重释“辛亥巨变”

【编辑推荐】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罗志田教授的重磅新著，是对“辛亥巨变”的重新阐释。

严复曾言：“革命之世，不必皆暴君。” 辛亥革命这一“五千 年之大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大转折。然而旧制度崩溃之迅猛，大革命兴起之骤然，出乎当时人的预想，也为后来者所深思。当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之时，革命却能较为轻易地速成，那么“改革”与“革命”，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竞争关系？

本书的设问方式，与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颇有相通之处，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或可视为中国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但晚清政治结构要比18世纪末的法国远为复杂，也蕴含了更多中国自身的政治命题，需要从更长的时段来观察和理解。在这一点上，本书对这一历史转折点的深入阐释，或也给今天带来了启迪。

【内容简介】

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却恰于此时爆发了革命。这一历史大变局，留下了诸多疑问：

在朝廷并无太多暴戾苛政的情形下，为何会发生革命？清朝何以骤然崩溃，革命何以轻易速成？

改革开启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及政治伦理是否改变、怎样改变及以何种速度改变。正是由于制度的困境，使自上而下的新政带有了“自毁”的意味，并最终不得不让位于自下而上的革命。

《那间街角的茶铺》，是著名历史学家、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笛的最新非虚构历史读物。

作者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和小说诗歌等资料，以微观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作者跳出学院派的历史讨论和分析的模式，既保持了字字有依据的历史写作传统，又把茶铺这个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描绘得栩栩如生。

过去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许多方面是我们的传统，然而它们就在我们眼前一天天消失。这是现代化过程中每个人都面对的问题。

茶铺是成都文化的代表。这是成都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对成都茶铺的探索，提供一个样本和一种经历。微观历史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个案，不仅深化我们对成都的认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中国城市。

本书把焦点放到普通民众，跳出过去帝王将相、英雄精英的研究模式，写出了眼光向下的民众生活史。

这本书也是继续践行“为民众写史”这个历史使命。写历史，需要有细节；有细节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似乎缺乏宏大的叙事，但是却为宏大叙事提供了支撑。那些似乎不经意的鸡零狗碎，却是回归历史现场的定海神针。

——王笛

本书是《魏斐德上海三部曲》的第三部，讲述了从1942年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直至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展的建立秘密党支部等地下活动，以及上海解放初期人民政权对上海市政、警务系统和整个社会的一系列改造运动，如关闭金融黑市，打击鸦片交易，镇压反革命，遣送难民，改造妓女、舞女和瘾君子，等等。同样是新政权对大城市的治理，为何国民党遭到失败，而共产党却取得了成功？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独到分析。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遗作！

◇从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激荡风云，一窥近代中国政治跌宕和社会变迁！

◇参考了大量民国时期上海市政、警政档案，以及上海市档案馆、图书馆馆藏档案。

◇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和中国近代各种矛盾集聚之地。从上海地方史来反映中国现代史，角度新颖。

◇本书是《魏斐德上海三部曲》的第一部，系统描述了1927—1937年国民党政府依靠警务力量对上海实现初步统治的经过。

◇澄清众多历史问题：中央体制与地方势力间的关系，秘密组织和犯罪集团在腐蚀国家机构中的作用，在日寇入侵和占领的压力下上海政治组织的演变等。

◇以自由、民主、共和自我标榜，却以专制、独裁、暴力对付共产党等异己力量，注定了国民党政府国家现代化十年努力的失败。

◇将上海市政、警政变迁与当时中国政治大背景有机结合，体现出一个史学大家的宏观视野。

《梁启超：东亚文明史的转换》一书，是日本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狭间直树教授关于梁启超的系统研究之作。《梁启超：东亚文明史的转换》叙述了梁启超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期间的思想变化与活动实践，从创办《清议报》到主笔《新民丛报》，从鼓吹立宪到志在“新民”。全书有着十分清晰的时间线，对梁启超各时期的文章所反映的思想做到了恰如其分的还原，并将其置于近代东亚文明的转变这一框架下进行分析，揭示了梁启超这一时期思想的变化以及他的办报活动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彰显了梁启超在东亚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书围绕1935年施剑翘在佛堂射杀军阀孙传芳这一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通过对媒体、政治和法律档案的详尽调查，展示了施剑翘设法为父复仇、吸引媒体注意并争取公众同情的策略。作者认为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轰动并激发同情，是因为它与性别规范之论争、法制改革与法外正义孰轻孰重以及国民党政府扩张威权统治等更大的社会性问题联系了起来。在这次审判事件中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妇女的命运，更是“情”能否超越“法治”、挑战民国之政治权威这一更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