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滔和日本一桥大学准教授佐藤仁史合著，是两位作者基于共同研究旨趣的十几年合作研究的阶段成果。全书以雍正之前的嘉定县境作为研究地域，研究时段则主要涵盖明清到民国初，前后约500余年时间。

《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由张瑞龙著，全书以嘉庆十八年（1813）发生的天理教事件为中心，探讨在遭遇西方列强侵略前的半个多世纪，清帝国朝野上下如何因天理教事件意识到统治危机的降临和为此采取的变革举措，以及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和社会的关联、因应与互动。天理教事件引发清廷对统治秩序和统治政策的调整，其内容和幅度堪称乾隆末年至鸦片战争前最大的一次变革；与此同时，这些措施与事件本身还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思考，涉及吏治民生、文化政策、社会控制、法律教育、士习风俗、学术思想乃至清廷立国的祖宗之法等各个领域，其思想内容和学术精神已构成中国学术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开始。 《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适合清朝政治、社会相关研究者阅读。

《科学在中国 (1550-1900)》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1550至1900年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重要探讨。17世纪初，欧洲人在钟表、杠杆和滑轮等重要机械制作上已经领先于中国了，但同时他们也在向中国人学习丝绸和瓷器 的制作技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无论是耶稣会科学知识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嫁接，还是新教徒影响下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都为后来晚清改革者和国共两党精英所一致倡导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与许多学者贬抑中西接触之前乃至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艾尔曼从中国人的自然史观和学科分类等角度论证说，中国人对科学从来不乏兴趣，这也正是传教士介绍的欧洲科学能够在明、清朝野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艾尔曼在本书中重新审视了一个被学术界一直视为当然的观点，即科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失败的，而在欧洲、日本是成功的。为了剥离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明、清中国科学失败论的外壳，艾尔曼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考察了与中国科学以及中国人科学思维相关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构现代科学的努力。

本书从准实土卫所和建置沿革入手，探讨明代卫所的行政区划制度。第一章以普遍统计，归纳沿海卫所的政区形态；第二章选三种现象，观察边地卫所的实土程度；第三章选四项疑难记载，考证建置沿革；结语则推论明代卫所乃至全体政区的基本模式。本书结论倾向于对史实的简单化理解：都司卫所为省府 州县的辅助政区系统，建置沿革的复杂记载背后往往是简单史实，明代政区体系可以视为一个遵循直隶/分管模式的圈层结构。此外，本书草创一份明代方志工作目录，以裨读者。

明末清初的历史中，洪承畴是一个难以绕开的人物。他，富有文韬武略，却无弘毅坚持；热衷功名利禄，但又谨小慎微；政治嗅觉灵敏，极善经营关系，权变机略第一，见风转舵也快。他，兵败松山降清，一失足成千古恨。经略西南言病，几于功成又垂败。本书旨在通过研究洪承畴在明末清初这个历史关节点的所作所为，探讨他在明清易代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涉及洪承畴与明末政局、与南明隆武政权和永历政权，与江南秘密复明运动，与清廷及满族贵族的关系等问题。希望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实证性研究，勾勒出更加真实、具体、形象、丰满的洪承畴形象，并展示其所处历史环境的复杂性。

本书从政治的角度探讨明代从嘉靖年以后朝廷风气的转向，如何发生，如何发展以及如何结局，利用文献记载的资料，纵横论证，表明了作者鲜明的观点：“明世宗为了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所施展的一系列举措，加深了帝制时期皇权不可挑战这样一种政治伦理在朝廷中的影响，导致了祖制、礼法权威的削弱。朝臣也以私利结成不同的政治利益团体，并形成愈演愈烈的党争。”在近年以来出版明史著作的热潮中，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明朝历史的著作并不多见。本书作者有着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在著述的过程中查阅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把明代嘉靖年间朝廷官员的姓名和事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使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历史研究中的细节问题。作者用图表的形式诠释古文献是本书的独特之处，通过精心制作的图表，使读者对于事件和人物有了比较直观的认识，易读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