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以各种奏折、随笔、地方志、账簿、贸易关系统计资料以及整理出的数值资料等为基础，论述了清朝经济环境的长期性变化；就不同的经济情况，对当时的经济环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通过物价与经济格局之间的波动，论证了不同时期人们选择不同经济观的历史必然性，在对物价的分析中以冀接近当时的经济模型。此外，有关小农经济的构造及市场的性质问题，书中也展开了讨论。从不可逆的发展阶段论的视角来探讨构成清人经济行为背景外部情况的变化形成《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一大特色。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例如：皇室憑藉權力介入鹽稅和關稅的稅金分配，並將皇室資金借給商人，賺取利息等；再者，鹽商或廣東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賈在各種慶典報效皇帝，動輒百萬兩，也成為皇室收入來源之一。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面對新的財政支出，乾隆皇帝並未增加以田賦為主的稅收，而是憑藉權力擷取商業上的利益，將這些資源轉為在北京、熱河建造藏傳佛寺，打造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 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顯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遠因。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明清史讲义(套装共2册)》系作者根据其在北京大学授学讲义编纂而成，共作四编，前二编为明史，后二编为清史。明史始于开国，迄至南明，兼及李自成、张献忠和建州兵事。清史也始于开国，至咸同而止。《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明清史讲义(套装共2册)》于两代政事大端、人物活动皆多具灼见明识，超越前人，且澄清了明清史研究中的许多疑窦。本讲义至今被研究明清史者奉为圭臬。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萎、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本书是作者起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关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研究的继续，以明清时期的儒家之徒(以及儒学影响下的士人)的著述作为主要的材料来源，试图尽可能接近当时的士大夫状况。书中分析了明末清初士人的经世取向，以及士人在清初这一敏感时期所遭遇的伦理难题，阐述了士人在当时的常态与非常态的流动。作者所强调的是“明清易代”这一历史情境的特殊性，以及际此世变的人及其选择。

《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从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地方史等多维角度，对明代海运作为一项政治决策的过程加以剖析，把明代知识分子对海运的思考作为分析明朝海运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揭示思想文化与这一政治决策之向的互动关系。作者对于原始史料以及近代海运始末，均能善于采择，合理利用，而所述事情、所举事例多为前人研究之所未及。专家认为《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是明代漕运史和海运史研究领域中一部相当成功的优秀著作，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高水平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