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晚清传记作家贾英华的近作《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因书中有太多关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爆炸性”的内容，包括揭露溥仪是同性恋的秘辛，以及首次面世的解密历史档案，从去年年底书稿内容陆续披露以来，就引来中外媒体大篇幅的报导，在大陆更刮起一阵“溥仪热”。接着，作者欲将版权公开竞标的消息传开后，又引发了另一波讨论的热潮，这本被喻为“奇书”的传记，已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 以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和《末代太监孙耀庭传》而闻名的贾英华，他和溥仪的最后一个妻子李淑贤因街坊的关系，两人有过密切的交往，因而他从十几岁起就开始搜集末代皇帝相关史料，曾走遍大江南北，并多次出国考察，采访了上至皇帝、皇亲，下到平民的十分珍贵的素材，其收藏的一些晚清图录、照片及史料，以及自费拍摄的晚清以来历史人物纪录片等史料的收藏量，被喻为是中国当代第一人，尤其是对末代皇帝和末代太监的研究上，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权威。溥仪死后的墓志铭就是由贾英华捉刀题写。 《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一书是可说是贾英华历时数十年的呕心沥血之作。书稿的问世也颇具传奇性。它缘于20多年前，贾英华亲笔记录并整理了李淑贤回忆溥仪的手稿时，发现一只李淑贤珍藏的牛皮箱子中，藏了许多末代皇帝溥仪的亲笔书信和文字资料。其中有溥仪的亲笔日记，以及与周恩来谈话记录等从未面世的资料，贾英华经过近20年的采访，对手稿逐一作了翔实考证，又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作者毅然提笔，披露了溥仪前半生诸如同性恋之迷等，并首次公开了溥仪后半生婚恋的真实内幕。 而该书不同于一般的虚构作品，它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也因而书中提到阏于溥仪私生活的部分爆炸性更强。它写道，溥仪是一名同性恋者�对象是长得唇红齿白的殿前太监王凤池，以及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贾英华采访过很多人，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证实。其中包括侍候过溥仪的老太监孙耀庭，虽然孙贾交往多年�但老人家一直为“避圣讳”不肯道出真相。直至临终前才告诉贾英华说�溥仪是“水路不走�走旱路”。而溥仪的乳娘、皇后婉容的贴身女侍也都清楚这件事。 此外，溥仪多年来也一直为性无能所苦，贾英华收集到溥仪当年的病历�其中有完整的记载�“患者�溥仪�于三十年前任皇帝时就有阳痿，一直在求治，疗效欠佳……有吸毒嗜好，曾三次结婚，均未生育。”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也因此跟他闹离婚，在溥仪下跪拿刀抹脖子的要胁下作罢。 关于李淑贤的身世与作风也颇为复杂，她曾当做舞女，她自承下嫁溥仪是抱着“皇上再怎么坎坷，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怎么也会有点儿钱。”的心态，没想到，溥仪根本没钱。她并不了解溥仪那些坎坷的经历，包括去苏联，到抚顺坐监，什么都没了，最后剩下一个牛皮箱子，就是故宫里带出的牛皮箱子。她也曾与一位日本大夫姘居，而他竟是一位日本特务。 该书是一部难得的关于末代皇帝私生活的纪实作品，读者不仅可以从中窥见出狱后的中国末代皇帝的婚姻生活真实且异乎常人的一面，同时还可以深地体会到溥仪如常人一般的难言之隐和切肤之痛。它从某一特定角度折射了中国这一段历史的侧影，而它和溥仪生命一样的沧桑与扭曲。

本教程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编撰。 重点撰述如下历史过程：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和各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和外部世界联系的形成与发展。这一叙述逻辑贯通全书，系统地表达了对中国历史进程问题的创新性思考。 本教程在各有关问题上力求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基本完整地把握了传世的与出土的历史资料及其基础研究背景，大量吸收或讨论了相关领域前沿研究的积极成果。在此前提下，各卷作者以其长期研究积累，分别阐述了立论明确、论证规范的独到见解。 第一卷《先秦两汉时期》撰述的中国历史演进过程，自中华族群、酋邦和中华古代文明的孕育与萌芽阶段，至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和大一统的中华古代文明的确立阶段。在系统表达中，本卷对先秦、秦汉史上重要问题展开了若干专题及个案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新的认识价值或方法论意义的探索性成果。

昆德拉说：“我们生活在别处……”事实上我们生活在过去。一切记忆不仅为生命意义的基本内涵，更是我们精神家园中最丰富、最活跃的基因符码，因此在一切审美意义上，“怀旧”便成为最美丽的情感底蕴。如果当今的时尚文化被看作时代的精神快餐，而由“怀旧”引发的精神创造则是我们人生的文化盛宴。《无声的群落》就是一首用历史和生命的音符构成的双重变奏曲，一部荒诞年代中岁月如歌的《命运》交响乐。 　　因为研究上山下乡史的缘故，这些年我结交了不少知青朋友。《无声的群落》的编委卢晓蓉和邓鹏二位，虽相识较晚，却称得上一见如故。这与其说是缘分，倒不如说是思想的契合。 　　从一九六二年正式把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入国家计划到一九七九年这场运动接近尾声，十七年里一共有一千七百七十六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文革”前下乡的将近一百三十万。这一百三十万人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真正意义的“老知青”。一九六四一一九六五年，两万多名重庆知识青年到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这落户，邓鹏和卢晓蓉也在其中。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大巴山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当年。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修改，他们终于在最近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回忆文集《无声的群落》。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曾夜不成寐；主人公的坎坷命运，令我热泪涟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青题材的出版物据说已有百种之多，其中不少出自四川知青的手笔。《知青档案》、《知青岁月》、《红土热血》、《蹉跎与崛起—— 五十五位知青的人生道路》、安知《知青沉浮录》、邓贤《中国知青梦》、火木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费声《热血冷泪 ——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都是其中脍炙人口之作。还应该提到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这部获得法国文学大奖的小说，使知青话题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文革 ”以前下乡的老知青；集体性回忆文章中，也罕有老知青的作品，这无疑是知青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而《无声的群落》收集了大巴山的重庆老知青近百篇文章，是老知青这个群体第一部大规模的回忆录，其内容丰富、感情真挚、细节生动、视野广阔、文风朴实，在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中独树一帜。唯其如此，它对研究中国知青史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当时中学的政治教育与“阶级路线”的推行、组织下乡的政策和手段、知青的安置方式与社办农场、“文革”初期的知青返城风、造反动机与造反过程等问题，在迄今为止的相关出版物中，或者浅尝辄止，或则语焉不详。《无声的群落》记录的大量事实，为还原“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不同形式的作品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满足读者日益多元的需求。但就我本人讲，最看重的还是切近历史之作。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两个知青与一个农村小裁缝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展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自有它的价值。但文学可以“创造” ，当作者虚构出小裁缝在巴尔扎克小说感召下毅然逃离农村，去大城市寻找新生活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却未免离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要说几亿农民被各种有形无形的枷锁牢牢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就是上千万下乡知青，又何尝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那是一个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喧嚣中亢奋地制造人间灾难的时代，只要你直面那段历史，就难以摆脱梦魇的沉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掀起初澜之际，正值祭起“阶级斗争”大旗之时。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后，一部分出身 “不好”学生的处境明显恶化。腐朽的血统论一旦与阶级斗争理论相融接，势必在青年中间制造出不同的等级。于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学习如何优异、品行如何高尚，参加升学考试只有落榜一途。当这部分青年的升学、就业之路变得日益狭隘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也就是那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这部分青年构成了“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赴新疆支边的十万上海知青中，多达百分之七十是所谓 “资本家”、“右派”等家庭的子女；在湖南长沙的下乡知青中，出身“不好”者占有同样高的比例；在北京、重庆等大城市的老知青当中，情况大同小异。被扼杀的思想先驱遇罗克，几次高考成绩优秀，只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名落孙山。他后来下过北京郊区农场，当过临时教员，不管他怎么努力，出身带来的歧视始终如影随形。为此，他撰写了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公开挑战不可一世的“血统论”，为唤醒走火入魔的“革命群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多数正是当年“血统论”淫威肆虐下的受害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早在学生时代，就被打入政治的另册，瘦弱的双肩从此承受起父一辈、子一辈的苦难。他们中许多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却被过早地剥夺了升学、就业乃至迁徙的权利。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作者回忆了自己选择上山下乡道路时的无奈和到农村后的坎坷与艰难，更通过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那些不幸的经历，揭示了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损害。 　　在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这本书时，我曾重点探讨了“血统论” 这个历史现象。在遭受“血统论”茶毒的众多无辜者中，知青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仅当时农村，就有多达几千万的“黑五类”子女，他们的悲惨命运比起知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段惨痛历史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史学工作者中，也鲜有人关心这些弱者的命运。但一叶可以知秋，一斑可以窥豹，感谢《无声的群落》的作者，他们沉重的记忆，为历史留下了新的证言。诚如主编邓鹏在《前言》中所言：“《无声的群落》的文章是老知青人生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几年前，一位从事考古的学者跟我聊天时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你看，你们知青对过去念念不忘，这些年居然写了那么多关于上山下乡的东西；再看看我们这批人：当初在大学挨整，以后被送到农村‘改造’，接着上‘ 五七干校’，‘臭老九’的帽子一戴就是多少年，但回过头一看，却几乎没有给历史留下什么记忆。”言罢连呼“惭愧”。的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各色人群中，大概只有知青没有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知青的书籍长久不衰，从回忆到口述，从小说到历史，形式多样，相得益彰。在中国，这大概算是一个奇迹。奇迹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过程，即以一种民间的力量，渐进式地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切权威的武断，修正、补充和完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个重要篇章。 　　众多知青参与到历史的回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它使少数人把持的文学和史学从象牙之塔走出，去接近民众，把握时代的脉搏，并且重新焕发出生机。《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

《大顺史稿》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全面、准确记述李白成起义和他所建立的大顺国历史及大顺人物的史志稿。李自成从建立大顺国到在湖北通山战死，虽然只有一年五个月时间，其后他的继承者李白敬、李过先后又将大顺国的旗号坚持了数年（这是诸多史料缺载和研究明末历史的史学家们所忽视的，也是《大顺史稿》的一个重要贡献），然从李白成在崇祯四年二四月问揭竿而起，至康熙二年李来亨在湖北茅麓山率领大顺军余部坚持抗清、最后自焚壮烈殉身止，前后达三十三年。期间有许多可泣的业绩，出现过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许多人为大顺国殉职献身，但从没有一部著作将这一段历史完整真实地记述过。《大顺史稿》从数百种涉及李自成农民起义及大顺人物史料的明末清初史料笔记、地方志书、家谱牒乘中采撷资料，加以考证、遴选，记载了他们的史迹，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同时对明末的一些有关李白成及大顺国历史的重要悬案，如李岩究竟是谁、李自成是否称过闯王、李自成为什么放弃西安、李白成殉难于何处等等，都进行了考证，观点新颖，可读性强。更可贵的是，这部史著通篇“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是一部难得的可信的历史著作，不可不读。

《蒙元帝国》内容简介：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到1368年元顺帝逃离元人都，我国史学界习惯上将这段历史称为“蒙元史”时期。但中国的二十四史，后来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元史史记》等，则都将蒙古汗国时期纳人元朝范围。它包括蒙古汗国时期的4位大汗以及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11位皇帝。《蒙元帝国》定名为《蒙元帝国》，介绍的就是蒙古汗国、元朝和四大汗国的历史，也就是从1206年至1368年这162年当中15位大汗和皇帝，以及四大汗国真实的历史故事。这其中许多需要总结的历史经验，是极其难得和宝贵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