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秋、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夏宣告结束，前后历时九年，大师云集，人才辈世。 本书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云南师范大学联合摄制。

这是一部关于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领袖人物——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的研究论著。我的注意力放在19世纪90年代初到1911年这一时期他们的思想发展上，并以此作为探索“转变时期”（1890—1911）思想变迁的门径。我之所以选择这四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都在此时期以不同方式扮演了思想界的主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世界观反映了以往4缺乏研究的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思想风貌。我相信，一并分析他们四人的世界观，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来审视他们的思想和时代。然而，这种分析要求我们离开某些现有文献中居主导地位的课题和方法。下面开始的这些讨论将助于正确地表述我的研究。

《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从思想史的视角梳理了包括后现代思潮、国家主义思潮、新左翼思潮、虚无主义思潮、反西方主义思潮等各种思潮，并对其源流、影响做了考辨，进而深刻指出：当今的中国只有继续沿着启蒙的路径，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才能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引起、满足普通读者的兴趣，他们希望分享一种具有吸引力但又陌生的历史经验中的某些东西。虽然我竭尽所知，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讲述全景式的现代中国历史，但我希望，即使那些不同意我的解释观点的人，或者反对我评论某个人或问题的观点的人，会同意这是一个写给广大读者的故事。不应该把中国现代史仅仅看成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世界”背景中的一个外来的碎片，而应看作一种历史经验。这个经验提供的重要的洞察方式，能使一些人们熟悉的观念和期望，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变得新鲜而且彼此关联，从而成为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东西。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所要解决的主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凝练的笔法、独特的视角，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心路历程。

八十六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这场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精神，八十多年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阔步前进。今天，回顾历史，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无 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期间，"民主"和"科学"的提出，切中了时弊。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专制与迷信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然而，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 因此，清理五四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价它的千秋功过，揭示它的现实意义便织成了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面前。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必须综合性地展现五四文化的发展过程。 于是，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领域独树一帜的著名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以当代中国难得的立场明确、思想清晰的启蒙型思想家的眼光，为了让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直接与读者见面，同时记下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思考，在去年10月，向广大读者奉献了一本55万字的煌煌巨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 这是一本国内目前最完整、最严肃的五四文选；这是一本有作者独特标准和眼光、意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启蒙读物。新文化运动内容的深广和已经达到的高度，远远超出时贤的想象。 然而，长期以来，总有一些奇谈怪论不绝于耳："全盘反传统"！"科学主义"！"全盘西化"！民主与科学"并无有机的必然关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面海内外对"五四运动"的种种指摘，作为一位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袁伟时呼吁：请读一读当时的文献! 思想终归要回到现实世界。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一讲到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绕开五四？袁伟时认为，五四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主题----科学、民主、人权，而且这一主题至今仍未完成，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 《告别中世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思想领袖们对民主的内涵，已经解释得很清楚。科学讲的是以理性的态度认识、分析问题。科学的认识，本来就是不断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可能完全认识终极真理。不能由某一个人说我是代表科学的，我是真理的化身，说反对我就是反对科学。所以说要好好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袁伟时将整个五四的文献分成十一个专题，表明作者对五四论题的基本概括，其内容包括政治、法律、民主、科学、新闻、青年、妇女、文学等方面。五四先驱们直言无忌，也没有染上以非学术手段解决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的恶习。 这些文献之所以值得阅读和研究，是因为准确地概括了任何国家告别中世纪的不可缺少的内容：打破思想镣铐，让民众成为敢于自由思考、自由言说的现代公民，这就是通常说的"人的解放"。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永垂史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敢于蔑视专制主义的传统，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历史任务。本书的前面有一个篇幅较长的绪论，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作者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以及编著本书的思路与目的。书中有袁伟时的十四篇文章，约十万字。这十四篇文章，实际上是思想文化辩论的结晶，里面贯穿了袁伟时对思想界、学术界对新文化不同观点的答复与回应。 袁伟时编著的《告别中世纪》一书，史料丰富，资料尽可能从最初发表的报刊中选取。其论述见解独特，分析鞭辟入里、批判一针见血，对于理解民主与科学的内涵，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