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是储安平创办于1946年9月1日的杂志，撰稿人多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大受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喜爱，后被国民党查封。1949年11月1日复刊，1950年5月奉命改为《新观察》。

本书选择了十多年来我在知识分子研究、当代文化评论和随笔小品文字中较有冲击力和思考性的文章。为了让读者有某种新鲜感,其中近一半篇目是近一两年新近发表,没有收入我个人各类集子的。曾经在过去发生过一些影响的文章这次尽量收入,但倘若经不起时间经验,而今读来已经无保留价值的东西,就免了。书名之所以取名为《另一种启蒙》,一半是为了替王元化先生辩诬,另一半也是对近几年工作的自我理解。

本书源自丁东、谢泳两位学者四年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对话录。 全书采用对话方式，二人畅谈古今、纵横捭阖，对知识分子之命运、历史研究之要义、出版阅读之现状、文学艺术之真谛、公共政策之得失等，作了深入浅出的探讨。行文酣畅淋漓，常能一针见血，切中时弊，读后有茅塞顿开之感，令人拍案叫绝。还有老村的绘画数幅点缀其间，图文互补，相映成趣，堪称近年文化批评与思想评论界不容错过的佳作。

百余年以降，中国报刊维系国运民生，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国家现代化。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学者、报人活跃其间，传播新知，激励民气，鞭笞腐恶，探索前途，凝合了中国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蔚为现代中国的一道壮丽风景。 本书以现代中国著名报刊为主体，结合历史与新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追索并烛照一系列思想史、政治史、新闻史问题，诸如：民国时期的报刊如何成为自由理想的重要载体和阵地，有何成就与限制？国民政府如何管制报刊言论？自由报刊的宗旨和报人的观念为何？各类报刊采取什么实践模式？其盛衰荣枯的原因何在？在这个过程当中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遭遇了哪些困境又如何突破？本书作者均系海峡两岸相关问题的资深专家，提出的分析与思考殊值琢磨。

「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余英時，以本書薈萃近三十年的研究見地，耙梳中國知識人與價值體系之間交相形塑、影響的綿密關係。* * * 本書收錄余英時在一九八○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作者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 * 〔編輯說明〕 余英時先生的大作《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1984年），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偏右袒，也不作調人，而是提出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有識之士咸認，這篇文章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降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在台灣歷經二十餘年的淘洗，始終歷久而彌新。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本計畫推出《從》書的第三版，因而請作者評估是否增補文字。但作者重新思考該書的主旨，繼而就其經營數十年的研究領域——中國的「士」文化，選出另外十篇文字，將「知識人」與「文化價值」列於同等重要的位置。原因何在？因為就中國傳統而言，價值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等任務，一直是由「士」來擔任。這一增補，全書篇幅增加三倍，成就了一本新作，便是《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本书以中国现代史上著名报纸副刊：《晨报副刊》为典型个案，考察大众传媒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关系。现代大众传媒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公共空间”。凭借这一“公共空间”，知识分子实现了身份的现代转换，同时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本书以《晨报副刊》为例，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大众传媒进行思想启蒙和文学启蒙、推动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晨报副刊》经历了中国社会、文化最动荡的十年，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激越、复杂的时代风潮中的艰难选择。《晨报副刊》的曲折历程反映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以大众传媒为依托的“公共空间”的双重不成熟。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多舛遭际可以从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不稳定关系中寻得注解。 本书运用现代文学与新闻传媒学二个学科的视野来考察《晨报副刊》，着传眼于传媒与现代知识分子关系的探讨，论述了《晨报副刊》在中国现代社会历史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它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