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实现显著进步的历史阶段。秦汉交通建设对于此后交通史的进程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秦汉交通史稿》总结了秦汉交通道路建设、津桥、车辆制作、运输动力开发、内河航运、近海航运和海外交通、造船业、都市交通等多方面的成就。对于秦汉主要文化区的交通结构、仓制和主要粮路、产业布局及运销区划、运输业、人口迁徙与人口流动、通信形式、域外交通等也有所论述。交通与秦汉政体的成立，交通与秦汉经济的运行，交通与秦汉文化的发育，在“秦汉文明的交通史背景”这一主题下有所说明。“秦汉人的交通心理与交通习尚”也作为历史文化考察的对象有所讨论。《秦汉交通史稿》1999年9月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一卷。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本书就这一古典时代的5个主要特征进行深入探讨：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豪强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本书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秦汉二朝的整体面貌，不仅覆盖广度令人惊叹，而且笔法精细，极为可读。

《秦汉史》所写的是秦汉时期的历史，故书名《秦汉史》。这个时期包括秦朝、西汉、新朝、东汉共四个朝代。如果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后并灭六国算起，至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为止，这个时期共441年。为了不致割断历史脉络，《秦汉史》将追溯秦国的由来和发展，特别是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下限则推至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奠基的时代，后代的许多社会制度都渊源于秦汉，特别是秦到西汉时期。因此，秦汉史历来都是学者所重视和研究的领域。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界讨论的五个重大历史问题，即：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四个涉及秦汉时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战国秦汉。由此可见秦汉史受重视的程度。所以，在以往的断代史研究中，秦汉史的文章和论著也是比较多的。

世界帝國的形成-後漢-隋.唐，ISBN：9789579628303，作者：谷川道雄

西汉中后期的政局既是汉代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汉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书稿在认真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尽可能的利用出土简牍材料，对西汉中后期的政局作一些研究。 全文共设五章。第一章 “巫蛊之祸”与武帝晚年政局。着重探讨了“ 巫蛊之祸”形成的深层原因及对昭宣两朝政治的重大影响，认为“巫蛊之祸 ”的爆发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戾太子之死，为武帝以后的统治埋下了种种隐患，即武帝猝崩之际不得不匆忙移玺幼子，这一举措既为霍光秉政创造了良机，也为诸子争夺皇位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为宣帝即位后昭雪祖父戾太子冤狱、加强皇权最终为铲除霍氏势力奠定了客观条件。可以说， “巫蛊之祸”绝不仅仅是影响了武帝晚年的统治，而是深深的波及到昭宣两朝的政局变动。该章还对武帝遗诏的真伪、武帝遗诏对昭帝政治的影响与作用及武帝临终托孤等问题作了探讨。第二章 “公孙病已立”谶语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该章通过对“公孙病已立”这一谶语的解析，指出：为史家所称誉的昭帝“中兴”统治，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事实上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十分激烈，不仅昭帝、霍光与各诸侯王、戾太子残存势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霍光集团与其他大臣之间也滋生着矛盾，昭帝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无不与这一政治现实关系密切；“公孙病已立”谶语的出现是不同统治集团引阴阳灾异和谶语以影射政治的先声。该章还对昌邑王的废立原因作了相应的探讨。第三章 宣帝政治与霍光家族。重在探讨宣帝即位后，面对“禄去王室，政由冢宰”的政局，如何开展各项政治措施从而成就“中兴”王业的过程，认为：宣帝谨慎处理与最终铲除霍氏势力、安抚各个诸侯王、培植外戚和亲己势力等等政策的出台，其目的就在于扩张皇帝的个人权威，扭转自武帝死后形成的“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该章还对《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霍山霍云的身世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第四章、元成政局与西汉颓势。该章重在考察宣元统治思想的变动和外戚势力的崛起。认为：随着武、宣、元三帝对儒术态度的变化，朝廷中的儒生与法吏势力此消彼长，元帝以下，儒生势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儒生们的得势，则意味着西汉政治的进一步衰落。第五章、哀平政局与王莽代汉。该章重在探讨外戚王氏势力的扩张和王莽在“颂声交作”中顺利代汉的深层原因，指出：在各家外戚的权力争夺中，王氏势力能最终获胜，与王氏家族的儒生化有很大关系。王莽代汉并不是由王莽个人野心所导致的，而是儒生政治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