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呈在您面前的这本著作，是《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中的一种。这套文库诞生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每部著作都凝聚着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同时寄托着对未来的憧憬。我们期盼在国际化进程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些著作会给您带来知识的愉悦和人生的启迪，希望您长久地喜欢她、呵护她。 　　中日两国的交往，就正史而言，始见于《汉书》（地理志·燕地），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长期以来，日本以汉字为媒介，如饥似渴地汲取中华文明，由此积淀而成的文化心态、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构成日本传统文化之基调，直至今天依然生生不息。如此持续而浓密的中日文化关系，涉及到人文社科领域的方方面面，虽然前人对此进行过辛勤的耕耘，然而还有大片处女地有待开垦。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一批根基扎实、视野开阔的学者，尤其在中日关系史领域，整体上已处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公诸于世，是本套文库的宗旨。 　　日本文化的生成变迁，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因素。就外部原因而言，除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之外，还涉及到朝鲜、西域乃至欧美诸国。事实上，7世纪以前，日本主要通过朝鲜半岛摄取中国文化，整个东亚构成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文明环流圈；16世纪以后，先是葡萄牙、荷兰等，继而美国、英国、德国等自西徂东，将日本卷入东西文明交汇的旋涡之中。有鉴于此，包含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及东西文化关系的研究，亦纳入本套文库之主题。 　　本书包括：从原始部落到佛教传入、飞鸟时代的绘画和工艺美术、奈良和唐文化圈、平安京的唐样和国风等。

本书所收各篇，均系作者在古代书画鉴定及书画史研究中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有感而发的心得精萃。其中《论书画鉴别》一文，全面论证了传统鉴别方法的得失，强调鉴别应以书画本身的认识为依据；论晋唐宋元和明清书画各文，在探索考订、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强调应以生活为艺术创造的源泉并以笔墨为技法形式的根本，强调应区分传统中江海之源与池沼之流的关系；论借鉴是绘画艺术的主要基础之一，则阐述了创新与研究、分析、继承传统的关系，均体现出作者一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艺术思想。

位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县的宝山辽墓的发现，为古代中国美术史和东亚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本书将宝山辽墓壁画放在墓葬整体中进行审视，讨论的重点包括绘画与建筑的互动和画像程序、绘画的风格与画者的身份，以及壁画与墓葬赞助人的文化背景、当时政治环境及辽代礼仪风俗的联系。宝山辽墓不但改变了以往对辽代初期艺术水平和风格的理解，而且也为我们思考十世纪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艺术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形象资料。

传统中国画包括三大画科，即人物、山水和花鸟，其中花鸟画科（亦即动、植物画科）见于文献记载最晚。画史画论中开始使用“花鸟”一词是在唐代，关于唐代以前动植物绘画的记载十分稀少，更未出现如人物、山水那样的相关理论阐述。到了唐代，以动植物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和精于此道的画家才开始大量出现在画史中，并有向专门化、专业化发展的趋势，相关品评标准也是在这时才得以确立。因此，有关专家学者通过画史文献将花鸟画独立成科的时间推定为唐代。 然而，花鸟画究竟是怎么发展成一个独立画科的？唐代的花鸟画又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却无法单凭文献来解答。画史记载中只有画家的名字和模糊的描述，而唐代的花鸟作品又几乎没有留存，仅有的几件传为唐代的作品亦真伪难辨，年代存疑。因此，长期以来，绘画史中所谓花鸟画独立成科的阶段只是空有其名。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系列考古发现带来了新的进展。陕西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等唐墓所出壁画和石椁线刻画中作为人物衬景的花草树木与禽鸟蜂蝶带来了唐代人所画动植物形象的丰富资料。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的花鸟壁画和哈拉和卓古墓的纸本花鸟屏风则把唐代以动植物为主题的完整画面呈现在研究者面前。此后则又有陕西西安东郊唐安公主墓、北京海淀八里庄王公淑墓、陕西富平朱家道村墓、陕西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墓、河南安阳赵逸公墓等墓中的花鸟壁画陆续被发现。这些墓葬中出土的材料极大地推动了对唐代花鸟画的认识。同时，陕西临潼庆山寺舍利精室壁画和舍利石塔宝帐线刻中刻画的花鸟屏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花鸟屏风以及大量唐代器物上的花鸟装饰画面也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参考材料。 本书系统整理了唐代及唐以前有关动植物绘画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如石窟寺壁画、墓室壁画、石刻、纸本屏风、纺织品、金银器、铜镜等，并通过文献考察梳理了唐代人自身对花鸟画的认识，确证了这一画科的形成时间。进而，对唐代花鸟画科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花鸟画在不同材料的载体上的表现方式、花鸟画题材的来源、唐代花鸟画构图的特点及发展变化、唐代花鸟画对宋代以及后世花鸟画的影响等绘画史问题作了探讨。同时指出，有关画史现象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代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显示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文化开放自信、兼容并蓄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