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核心介绍： 从八〇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到九〇年代的进步的保守主义，这是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路向寻求和思考。 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就是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以及权威的意义与作用的基础上，缓慢渐进地推进现代化变革。这种新保守主义具有民主与现代化的导向性，因而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 评论： 讲到新权威主义，就不能不讲到一位历史学家萧功秦，他最重要的观点是，未来中国政治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并不会是一场革命。他认为现代化和最终的民主化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必须依靠政府的“看得见的手”。 —— Joseph Fewsmith，《亚洲观察》 萧功秦认为，变革过程会使旧的游戏规则瓦解，而新的游戏规则却一时无法建立，这种脱序状态，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因此，中国需要一种新的过渡性的游戏规则，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性的权威主义，这种新权威体制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但他认为，这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 Steven Mufson，《华盛顿邮报》 萧功秦批评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们相信，只要抛弃了专制制度，中国就能实现世上最先进的代议民主政治，他认为这种乐观主义观点是“浪漫主义”的，不切现实的，相反，他更赞同梁启超与严复在二十世纪初那种似乎更为悲观低调的观点，即中国尚没有为成熟的民主做好必要的准备，因而中国现代化初期还需要“强人”权威的督导，另一方面，萧又认为，中国的这种“浪漫主义”，对于促进国民公共意识的现代化，以及对于防止“强人”滑向传统专制权威主义泥潭上去，仍然有其积极的正面意义。 ——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太平洋风云：当代中西政治理论之争》

从太平天国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抗美援朝，从“文革”到改革，近代中国历史借由家书这一传统形式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作者萧功秦披露了他的家族隐秘多年、不为人知的故事，并写下了部分亲友 的人生际遇 。它们共同构成一段普通家族的百年沧桑，从中也可以看到近现代中国大历史的缩影。 光明鸟·主见文丛 系列丛书： 家书中的百年史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921649/ 虽败犹荣的先知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931252/ 放言有忌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931233/ 岂有文章觉天下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931243/ 在他乡寻找自己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931257/

《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内容简介：清末变革以悲剧告终，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更大悲剧的起点。只有悲剧时代的人们，才能对人生与社会产生刻骨铭心的体验，这是那些幸福而质朴的小民族所不可能有的珍贵精神资源；只有民族的苦难，才能成为史家研究人性最好的原材料。

核心介绍： 从八〇年代的新权威主义到九〇年代的进步的保守主义，这是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路向寻求和思考。 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就是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以及权威的意义与作用的基础上，缓慢渐进地推进现代化变革。这种新保守主义具有民主与现代化的导向性，因而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不同。 评论： 讲到新权威主义，就不能不讲到一位历史学家萧功秦，他最重要的观点是，未来中国政治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并不会是一场革命。他认为现代化和最终的民主化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必须依靠政府的“看得见的手”。 —— Joseph Fewsmith，《亚洲观察》 萧功秦认为，变革过程会使旧的游戏规则瓦解，而新的游戏规则却一时无法建立，这种脱序状态，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因此，中国需要一种新的过渡性的游戏规则，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性的权威主义，这种新权威体制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但他认为，这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 Steven Mufson，《华盛顿邮报》 萧功秦批评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们相信，只要抛弃了专制制度，中国就能实现世上最先进的代议民主政治，他认为这种乐观主义观点是“浪漫主义”的，不切现实的，相反，他更赞同梁启超与严复在二十世纪初那种似乎更为悲观低调的观点，即中国尚没有为成熟的民主做好必要的准备，因而中国现代化初期还需要“强人”权威的督导，另一方面，萧又认为，中国的这种“浪漫主义”，对于促进国民公共意识的现代化，以及对于防止“强人”滑向传统专制权威主义泥潭上去，仍然有其积极的正面意义。 ——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太平洋风云：当代中西政治理论之争》

在中国历史上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二十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在西方挑战的持续冲击下,在民族危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人开始自觉地通过体制创新来谋求国家富强,此后中国便进入大规模变革的历史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