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国内最早提出“法治论”和“依法治国论”的名著，初版于1989年，再版于1997年，现经过重要修订和增订后，于2014年11月推出最新版。 1、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法治论》（1989）和《权利论》（《法治论》姊妹篇，原名为《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两书，是国内最早提出“法治论”和“依法治国论”的名著，堪称法学界的一块耀眼的路标。对两书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作者至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修正。甚至可以说，作者更加坚持两书所确证的信念和立场。而那些基本观点，即使是在当下，也远未过时。 2、此次修订两书，一是订正了讹误之处；二是尽可能将书中所引汉译本著作按当下通行本予以引证和注释，对中国文献的引证和注释，亦依此例处理；三是书名变动，《权利论》一书，第1版书名为《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1993年），此次修订版，更名为《权利论》；四是《法治论》增加了一章——余论：中国法治思想的“突破”；最后，《权利论》增加了“代第3版后记”。 3、《法治论》主要从汉语文献中阅读了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卢梭、孟德斯鸠、哈灵顿、洛克、杰弗逊、潘恩等人有关法治的学说；厘清了法治概念，区分了法治的实体价值与形式价值；阐释了法治与权力、法治与自由、法治与权利的关系；勾画了英、美、法等国的不同法治式样；对中国自1949年至1980年代末近40年的法制实践并运用法治作为量度的尺码，确立了中国法治理论的大致框架，是中国法治理论最初的系统研究。 4、《权利论》一书，为《法治论》的姊妹篇，将《法治论》里的论题从中释出加以拓展研究，把关涉每个个体的权利问题从“宪法/法律性”视角转换成一种“社会性“的书写路径，着重讨论了社会中的权利问题。

宪政在中国并不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政治结构，中国的实践者和思想家从来也不单纯地探求宪政在西方所具有的那些价值，而首先是与国家的富强目标联系起来，把宪政看作是达到民族主义目标最重要器具的宪政理念，与宪政在西方所具有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本文作者一直致力于中国近代宪政思潮的研究，之前曾有力作《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在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作便是其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以独特的视点系统阐述了中国近代的宪法思潮。 本次修订采取的是用“思潮”统贯“事件”和“思想”的表述方式。即把原书的“三个线头”合在一起，以“思潮”为明线，“事件”和“思想”为暗线的方式。

《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挑选了近代宪政史上的八个关键词：宪法、民主、民权、科举、议院、训政、文治和立宪国，逐一展开我们的解读。思想的价值在于逻辑，逻辑的基础是语词。如果说思想史是一个独立的存在，那么因语词而生的逻辑就是它的本体。附于本体之上的修辞与技巧可能是悟道的法门，或者是点缀，或者是幻象。在思想的体系之外尚有思想得以产生的社会土壤，而语词是连接思想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思想因社会而生，或因社会而变形。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后，此前的语境已经消失，但语词依然存在，持续发挥影响。此时，无论是要理解过去，还是要塑造当代的宪政思想本体，都需剖析因旧语境而生的种种宪政概念。

1．宪政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和表达的杰出著述。 2．探讨在近代中学与西学的激荡中，“法”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制度的创新，使法的中国实践得到了历史和语言双重维度的解释，对于当下尤其具有启发性。 3．一个中国的宪政主义者并不是一个不懂西方的人，在很多方面他们是有意识地拒斥了西方某些东西，因而一个中国的宪政言者首先是一个通晓“西方原理”的人，哪怕只是一种肤浅的方式。一个手持长矛杀死传教士的“义和团”乡民不是中国的知识者，仅仅是个勇莽的战士，而一个中国知识者则意味着他知晓中国需要什么，如果这被看作浅薄，那也是一种必要的浅薄。 本书主要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法律中使用的核心基础性概念(比如民权、民主、宪法等)以及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劳教制度、法家思想等的一种开放式研究，从跨语际实践及词源学的角度阐释和辨析了民权、民主、宪法、水、治、法等的起源及其流变，对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进行了现代阐释。 《法的中国性》旨在说明： 1．中国近代有关宪政的观念和表达与对西方的观看有关,与西方身在的那种“优越性”有关，或者说与西方“强”中国“弱”的事实以及中国对这个事实的体认有关。宪政的思想与语言被中国挪用，主要不是用以表达西方问题，而是中国问题，这是中国宪政思想之所以为“中国”的最直接的意思；同时，它也是喻指近代中国历史“非优越性”的一个政治性表征。西方的宪政是因为西方的“优越性”以及中国的“非优越性”这样一种中国式体认被中国接纳的。 2．中国无论怎样挪用西方,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中国立场的存在，既包括对西方价值的取舍，也包括对自己古老智慧的化用。对西方宪政原理如何取舍，取决于中国对自身问题的体认以及体认的方式。而决定这种“体认方式”的，不是西方宪政原理，而是由中国自己的文化历史提供的智慧，以及对智慧的化用。当西方“宪政”剥脱了原有的语境被置于异域场景之后，其意义与价值必定会发生移转。这里要强调的不是这种移转本身，而是移转的意义：“移转”并非是中国对西方的“误读”，而是一种主体性的主动选择。 3．晚清、民国期间西学的引进之于中国的意义不能被无限的夸大，中国人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吸纳别人的东西，但倾听和吸纳的方式是自己的；他们可以接受外部文化，但强加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