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可谓汇聚了滨下武志教授亚洲贸易方面的主要成果，围绕中国和亚洲纳入世界经济探讨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包括从海洋的视角透视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的内­部贸易，中国的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海关等等。他带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从朝贡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白银流通、通商口岸网络、金融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角度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与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例如：皇室憑藉權力介入鹽稅和關稅的稅金分配，並將皇室資金借給商人，賺取利息等；再者，鹽商或廣東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賈在各種慶典報效皇帝，動輒百萬兩，也成為皇室收入來源之一。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面對新的財政支出，乾隆皇帝並未增加以田賦為主的稅收，而是憑藉權力擷取商業上的利益，將這些資源轉為在北京、熱河建造藏傳佛寺，打造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 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顯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遠因

梁方仲先生的学生黄启臣先生将梁先生的著作重新整理，交由中华书局整体出版。文集之一、二、三，是将分别曾由中华书局、中州古籍出版社、广州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论文集以及一些未刊稿重新编排，确定了三个主题，分别是：明代赋役制度、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这样的处理较以前单纯以论文集命名的方式更显主题明确。两部名著：《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收入文集之四、之五。将未刊之梁方仲先生《中国经济史讲义》和《读书札记》整理出来，分别列为文集之六、之七。对难以收入三个主题中的文章，归入之八杂稿中。梁集共八种。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主要研究漫长的19世纪的美国、加拿大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史，这一时期也是劳动力、资本及商品大规模跨国、跨洲流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初期，美国和加拿大比较弱小，但却是充满活力的国家；而在这一时期结束之际，美国便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本卷研究了这种经济变迁中的五个问题：劳动力与资本从欧洲、亚洲和非洲向美洲这两个国家的转移；西进运动；奴隶制及其后果；工业化过程；以及对政府职能带来重大变化的经济增长的社会影响。其他问题还包括：不平等、人口、劳动力、农业、企业家的职能、交通运输、银行业和金融、商法以及国际贸易。

加藤繁（1880—1946），190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史学科，文学博士，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他是日本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史考证》、《中国社会经济史概说》、《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等。1927年《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获得日本学士院赏，1944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组织人员翻译印行中译本。鉴于此书时中国货币史尤其是金银货币史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华书局现根据1944年译本重印出版。原译本系繁体竖排，此次重印改为简体横排，并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讹之处。原译本引文多采用折句形式，不同于今天通行的规范标点符号，引用的古籍也与今天通行的标点整理本多有不同。

若不了解农民及其行为，就不能说是对人民公社有真正的了解。您知道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中那些瞒产私分、“偷”粮食的故事么？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生活中到底有多少“猫腻”，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本书就是这样一部关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中那些“猫腻”的调查文集。 通过实地调查，作者发现，农民行为对人民公社的命运、对后来“包产到户”的形成，甚至对那以后的农村经济及农村生活，都有着长远、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