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就自成“小世界”，空间差别分明。两千年前，司马迁便觉察都市经济与商业发展的联系，并肯定竞争乃属自然趋势：“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幅 凑，不肖者瓦解。”虽说直到近代，他还被“不患寡而患不均”教条的信奉者斥作“崇势利而羞贫贱”，但历史总似乎在作出相反结论。 王振忠的这部著作，通过考察前近代中国一个特殊商人群体的活动史，表明那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在中国形成“第一世界”，似属人为，实乃自然。我欣赏这样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的著作。”—— 朱维铮"

《量化历史研究》致力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推广和创新，吸纳和整合国内外学术资源，尤其注重量化方法、基础理论和前沿课题的跨学科研究，提倡贯通历史与现实、关联中国与世界，跨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领域，运用现代社会科学范式解读历史中和变革中的中国。目标是建造国际一流的量化历史研究学术交流平台。

《强权与富足》的主旨就是要诠释过去一千年来世界各区域的贸易模式及其演进、全球范围的长期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强权与富足》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突破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传统方法，以世界七大区域为单元，概述它们在过去1000年间的政治经济状况、域际贸易流动及各区域内的大国兴衰。二是突出军事力量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无论是在零和博弈的重商主义时代，还是工业革命后的帝国主义时代，军事强权和国家富足都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三是强调地缘政治既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动因，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结果。

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奥地利理论“有时”能够解释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但是他们又说另外的一些例子可以被不同的其他理论加以解释。但是，正如我们在上文指出的那样，我们相信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坚持认为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是惟一可以解释商业周期和与之类似的理象的。 　　《美国大萧条》默里·罗斯巴德著。是奥地利学派的。以人类行为作为唯一的逻辑出发点，米塞斯的贡献。罗斯巴德得出的结论是令人惊奇的：1929～1932年的大萧条是由于危机到来时胡佛政府实行固定工资率，首先损害利润和投资的利益所致。这种做法是彻头彻尾的政府干预，是违背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原则所致！正好与通常的常识相反。同时，奥地利学派认为，理论的对错不能以历史来检验，只能以假设的出发点是否正确和逻辑是否一致来证明。 最新修改版《美国大萧条》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以各种奏折、随笔、地方志、账簿、贸易关系统计资料以及整理出的数值资料等为基础，论述了清朝经济环境的长期性变化；就不同的经济情况，对当时的经济环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通过物价与经济格局之间的波动，论证了不同时期人们选择不同经济观的历史必然性，在对物价的分析中以冀接近当时的经济模型。此外，有关小农经济的构造及市场的性质问题，书中也展开了讨论。从不可逆的发展阶段论的视角来探讨构成清人经济行为背景外部情况的变化形成《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一大特色。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例如：皇室憑藉權力介入鹽稅和關稅的稅金分配，並將皇室資金借給商人，賺取利息等；再者，鹽商或廣東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賈在各種慶典報效皇帝，動輒百萬兩，也成為皇室收入來源之一。 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面對新的財政支出，乾隆皇帝並未增加以田賦為主的稅收，而是憑藉權力擷取商業上的利益，將這些資源轉為在北京、熱河建造藏傳佛寺，打造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 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顯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遠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