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元的批註是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王先謙《漢書補注》為底本，參照楊樹達的研究成果，究其同異，加以評論。有些地方沈斷為「楊是王非」，也有「王是楊非」。《漢書補注》全書共五八八一頁，竟有三○八四頁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沈元的批註。 沈元的批註並非囿於王先謙和楊樹達的是非和史料。他廣徵博引，所用典籍不計其數。包括王先謙和楊樹達所不知道的敦煌遺書中的《漢書》殘卷和各地陸續發現的漢簡，他都沒有放過。看來，他讀書的方法不是一本接一本地讀，而是同時讀許多種書，以《漢書》為基本線索，廣泛涉獵古代文獻。北京圖書館的豐富藏書，為他提供了便利條件。如對《急就篇》的版本的考訂，超過了前代大學問家王國維等人，因為王國維等人未必能接觸如此眾多的版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南宋李心传以《高宗日历》、《中兴小历》等史书为基础，参考各类官书及百余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史料，认真考订，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编成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该书二百卷，详细记述了南宋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的史事，对宋高宗一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史料有大量记载，是研究南宋历史的必备典籍。本书是它的点校整理本。

《越绝书》是记载我国早期昊越历史的重要典籍。它所记载的内容，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昊、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昊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因而向为学者所重视。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曾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越绝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汉语语言学史、中国历史地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这说明此书对于以上诸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册府元龟》所录材料，先按部门，再依年代先后排列，共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其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①史料学上的价值。《册府元龟》主要是抄录五代以前的史籍（主要是正史）而成。隋代以前的正史虽然流传至今，但《册府元龟》所见皆为唐宋古本，可用来校订正史流传中产生的讹误。另外，除有关历史事件的记叙外，《册府元龟》在典章制度方面，也有很多的原始资料。②校勘学上的价值。《册府元龟》中依据的正史，从版本的角度来说，都是比之目下流行的版本更为接近原书面貌的古本。因此，就以一般的正史材料而言，也有校勘学的价值。其中的许多材料，可用以补史、校史与辑佚。③学术史上的价值。 我国的史学传统，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编纂，而对其他门类的学术史，则相对来说不太重视。《册府元龟》容量大，对于各类问题，资料的搜集更见完整，编纂更系统。利用其中的材料，可以分门别类地编写多种专题历史。 《册府元龟》虽是一部巨大的文献宝库，但使用者相对比较少，这是因为《册府元龟》从来没有一个完善的整理本，宋本残缺，明本讹误极多，且无相关索引。有鉴于此，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在著名文史专家周勋初教授的主持下，集中二十多位专家学者，从1994年起，历时十个寒暑，终于完成了此书的整理工作。此次整理，以明刻本为工作底本，以宋本参校，写下详细校记。如遇宋、明两本皆不明晰处，则推寻这些文字的本源，参以唐五代以前的大量子史文献，力求恢复这些史料的原貌。全书编制了详尽的人名索引，方便读者使用。

本书是所谓“蓝党”近千人的供辞，每份供辞前对招供的姓氏、年龄、籍贯、身份以及与蓝玉的关系都做了简明介绍。

本书为考镜六艺及子学术流变而作，分八卷三十八篇，附篇四。卷总史为六艺、诸子之源，及代官沿革。其余各卷分论儒、道、墨、法、兵、名、纵横诸家术“五经”宗旨等，力求恢复其本来面目。其所引据，多秦典籍，于清代学者之说则唯取章学诚、汗中、龚自珍等数家，论者以潜夫、论衡相媲，或推为与《史通》、《文史通义》并称三大史学著。惟此书始刊光绪末季，经修订后，惟民初刻本一种传世，现约请专家整理标点，繁体横排，以资学人阅读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