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校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100周年局庆纪念 32开精装本(全二百四十一册)首次整套推出 布面精、封面烫金、压印、扉页套红 纸张档次超过历次印本 书脊241个流水号方便插架 -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由南朝宋刘义庆(403-444年)编撰。他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被封为临川王。 《世说新语》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被鲁迅先生称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该书记载颇为丰富真实,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士入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后人明确地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后来唐人编纂《晋书》,许多材料就直接引自《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其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用的都是口语,而意味隽永,表达传神,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历来深受喜爱。《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 -
六韬三略译注
《六韬三略译注》属于边缘交叉学科研究,把哲学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探索,因而能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观点。道家与文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大学科。大多数著名道家学者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许多著名的文人信奉道家思想。因此理清道家与文学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深入研究道家和确定道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有利于进一步理解文人的思想、生活和理清文学发展的脉落,对道家研究和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
古籍整理概论
《古籍整理概论》是一本实用的教材,作者黄永年根据自已多年从事古籍整理的经验以及古籍整理自身在方法、工序、相关知识上的特点,将全书分为八章阐述,包括:底本、影印、校勘、辑佚、标点、注译、索引、其他,涵盖了古籍整理的各个方面。全书在注重实践的基础上,也有一些理论上的总结,系统性强,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
国语战国策/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史学作品,相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现代一般认为是战国初期的著作。该书记载了从西周穆王征讨犬戎直到三家分晋长达500年左右的历史,充分地展现了那时各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冲突和斗争。 《战国策》,是由汉人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记载了战国初年到秦统一240年间,12大诸侯国缤纷多姿的历史面貌。 -
天下郡国利病书
记载中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120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100卷)。明末清初顾炎武撰。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后,即开始搜集史籍、实录 、方志及奏疏、文集中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料,并对其中所载山川要塞、风土民情作实地考察,以正得失。约于康熙初年编定成书,后又不断增改,终未定稿。该书先叙舆地山川总论,次叙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除记载舆地沿革外,所载赋役、屯垦、水利、漕运等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史籍。原稿旧为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收藏,分34册,其中佚失第14册。现通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初名绛,字忠清,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朝合作,便改名为炎武,易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自幼继承家学,15岁时就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他针对当时晚明的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外患日急,而文坛学士每每只是侈谈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状况,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他决心涉猎群书,探求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作为自己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根据。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风严谨,成就宏富。 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是明末乱世,目击时世艰难,又亲身经历倭寇之患、建州女真的内侵、风灾水害虫灾的交替侵袭,饥民的暴动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崇祯十一年,清兵攻下畿辅城,北京因此戒严了。第二年,顾炎武参加科举考试再一次失败。此后,他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深深感到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就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于是发愤读书,着手进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为了写作此书,顾炎武通读二十一史和天下郡国地方志、名人文集、奏章文册之类数万卷,单就查阅的地方志书就有许多部。他还往来南北做实际调查,曲折行程二、三万里。他的这种面对现实研究当代史地,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精神和学风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编订这些资料后,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斟酌去舍,“续而传之”。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书一分为二: “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对于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则又可看到作者对于祖国边陲的深切注意及其中蕴含着的爱国深情。在有关云南省的篇章中,历述了云南、大理、临安、永昌、楚雄、曲靖、澄江、蒙化、鹤庆、姚安、广西、寻甸等府和车里、木邦、孟养等军民宣慰司的沿革。在“边备”一卷中介绍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哈密等地的形势。在“河套”及“西域”二卷中叙述了交趾、安南、流求、日本、真腊、爪哇、三佛齐、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佛郎几等国的位置、沿革、交通和物产等情况。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古代边境各地和国外的情况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