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对文革时期中国家庭和乡村生活进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探索，作家在一个扣人心弦的家庭冲突和爱情故事中，天衣无缝地游走于史诗般的宏大叙述和深入细腻的描写之间，既气势磅礴又精妙细微，不仅勾勒出个体的生活，同时还呈现了整个社会的全貌。　　　　　　　　　　　　　　—— 2010年度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授奖辞 本书描述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她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奇特关系，透视了家常场景下一颗颗神不守舍、暗藏杀机的女性灵魂，揭示出在一个贫瘠时代，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滇北乌蒙山区的一个山寨，从南京迁徙而来的孙氏家族在此生息了数百年，主人公孙富贵上世纪60年代末降生于此。在偏僻、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活下来就是一种奇迹。贫穷、愚昧、自私几乎是这里多数山民的宿命，但孙富贵偏偏是一位早慧的少年，他天资聪颖，志存高远。他从小目睹家族内外为争夺生存资源的倾轧、算计，目睹在卑微生存愿望下人性的阴暗和道德的沦丧：为争夺财产，家族群殴、父子相争、兄弟反目处处可见；为繁衍后代，近亲结婚、换亲、买卖婚姻、娃娃亲等古代陋俗仍有遗存。多才而敏感的性格特质与这种生存环境的巨大反差给他带来巨大的痛楚，几近绝望的他只能以坚强的信念支撑自己，相信“人至刚则为神”，相信命运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于是，他先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孙天俦”“孙天主”，希望自己而非天道是命运的主宰者。他终于考进了当地师专，成为一位不用再耕作的教师，但并没能因此摆脱家庭赤贫的境地。因社会地位的差距，他不得不和恋人分手。他也做着发财梦，尝试过各种生意，但都以失败告终，以至于血本无归。残酷的现实使他和他的乡亲明白，这个世上唯有掌握权力才能真正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于是他远走省城，和打工者混居在一起，当过“新闻民工”，希望妙手著文章，来为弱者呼吁，依然碰得头破血流。

《农民何谓》是作者的还愿之书，他单纯地希望为年满60岁的父母整理一些记忆，也希望这历史大树的一叶能让现代人设身处地的理解：何谓农村，何谓农民。书稿源于作者与父母的一场绵长而深入的对话。这场对话从1950年代谈至2012年，跨越近60年；作者将这60年分成“天·人”、“公·私”、“国·家”、“今·昔”4个时期，集中于一个村庄和家庭吃穿住用行、婚丧嫁娶等最切身的话题，展现农民每个时段的经历及思索。它或许很私人，但又不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它看似是个人的，实则是时代的，它不经意间展现了最底层农民近60年间与社会的大互动——有时代车轮之于个人滚滚而来的印迹，又有历史大背景下因地而异的逆差和诙谐。你或许也会惊讶于，农民那看似愚钝、木讷的脑袋中藏着怎样惊人的智慧和幽默。对于走出村庄，进而融入现代生活的一代人来说，故乡是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作者笔下的北司徒村，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样的村庄——所有人的故乡。作者讲述的陈年旧事，也拼凑和慰藉了我们记忆碎片中的故乡、故人、故事。

《生死十日谈》以在场的方式直面辽南农村自杀问题，忠实地记录自杀遗族的声音，呈现不同角色的立场和叙事者现场感受，折射出当下农民的精神生活现状和真实的情感困境。

《马桥词典》讲述了：语言是人的语言。迄今为止的各种语言成果，提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推进了人们的文化自觉，但认识远远没有完结。语言与事实的复杂关系，与生命过程的复杂关系，一次次成为困惑人类的时代难题。在这本书里，编撰者力图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和事，清理一些词语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与功能，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密切关系，力图感受语言中的生命内蕴。从某种意义上说，较之静态语言，编撰者更重视动态言语；较之抽象义，编撰者更重视具体义；较之规范性，编撰者更重视实用性。这样一种非公共化或逆公共化的语言总结，对于公共化语言成典，也许是必要的一种补充。

《石榴树上结樱桃》故事从村委会要进行新一届选举开始，很有威望的女强人繁花，很有实力，也很有信心蝉联村支书这一位置，不巧的是，在这紧要关口，村里的计划生育出了问题，一位计划外怀孕的妇女从村里消失了，这一下打乱了村委会的安宁，就在繁花殚精竭虑，四处寻找外躲的孕妇时，她突然发现了一个让她永远不会相信的现实，那些一直很忠于自己的原村委会成员，都在私下拉选票准备竞选支书，并且设置了种种圈套要拉繁花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