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内容涉及乡村土地、人事、精英角色、集体行为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特别关切的主题是，有关乡村公共事务的组织、角色、行为、规则和冲突的性质。因为它们能够展示乡村社会关系的状况，对于研究者理解乡村制度变迁的社会结构条件、推进和限制它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它的发展能力和方向颇有帮助。上述讨论是放在多年来学界使用的一个分析框架——国家政权建设之下，并试图发现，与这一过程相关的公共关系、公共规则、公共权威角色、以及公务行为标准（这些方面，都是理想类型的现代公共政权建设）在乡村的存在基础。

本书基于丰富的田野材料，对湖南省一个汉族村落的历史及村民生命史予以详细的叙述和分析。 作者认为，与梁漱溟、费孝通所说的传统乡村社会的“伦理本位”与“差序格局”相比，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核心家庭本位”和“工具性圈层格局”的特征。主要如：乡村的纵向与横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共变；乡村社会不再是费孝通所描述的“熟人社会”，而是融入了大量陌生社会行为规则的社会（尽管村民间仍是熟人）；村民以“己”为中心，一圈圈往外“推”展其关系时，“推”的核心依据不再是“伦常”，而是工具性的有用性，以致形成了“工具性圈层格局”；财产关系理性化说明村民不再如梁漱溟所说的依据“伦理本位”而有“共财之义”；向往不劳而获的劳动观和财富观说明村民人生观已转向“向外用力”。这些论断，都将前人的研究往前推进了一步。 针对中国乡村研究两种观点——“革命—再革命—告别革命”、当代乡村社会基础是“无公德的个人”及不管昨日和明天只顾今日的人，本书以大量的经验叙述为基础，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作者认为，乡村社会传统在革命中既未完全中断、也非完全延续，革命在纵向社会结构上改变了乡村社会（典型过程是“翻身”），但在横向社会结构上则延续了传统，村民并没有将“阶级认同”作为处理与其他村民关系的核心标准。该书还论证在当代乡村社会中，虽然个人主义确实开始急剧膨胀，但绝非毫无底线地变成了“无功德的个人”状态，而是在核心家庭内部仍然基本完整地保持着情感主义至上取向，在核心家庭以外则既有个人主义的一面，也有情感主义的一面。在社会心态上，虚无的一面开始困扰村民，但村民亦尚远非陷入深度虚无、只管今日不管昨天和明天，而是也有关注历史的、意义连续的一面。

《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

《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出第一版时，他刚因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与被农村基层的草根试验所证伪的那些主张不同的观点而遭到体制内“拆庙赶和尚”的尴尬境遇于是他说：写此书乃“立此存照”，读此书需“细看注脚”。《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出第二版时，虽然他从本土实践中提出的“二农问题”已经被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发起并推动的当代“新乡村建设”也已经家喻户晓；但他却再次遭遇尴尬于是他说：改此书乃“以正视听”，读此书则“斑全豹”。

《我是农民》没有一点戏剧的渲染，真实得甚至缺乏生动了，但就是这种真切带给我们的确实刻骨铭心的感触。 1934-1980中国农民生存实录，一个农民的风骨，一种原生态的生活，一个人类灵魂的园地。 作者以自己最普通的老百姓视觉，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作者没有直接去写那些人们都熟悉的中国大事，他把笔墨全部落在自己那些因为大政策落实下来发生在他身上和周围的事情。记录了他坎坷有趣的大半生。 作者是—个乐观主义的人。他骨子里天生具有传统文化里那种达观跟乐天的根性。我相信他笑起来的时候是恨有感染力的。草根自有草根的生命智慧。这智慧足以对付生活的残酷跟命途的趔趄。因此并不是一本诉苦的书。它还告诉了我们一种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告诉了我们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同抵抗。

邓小平的伟大改革，把中国带入了有史以来最为刻也最为广泛的变革时期。在这场变革中，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着空前的巨变！经过20年的无畏探索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经济领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蓝图已经十分明确，剩下的仅仅是如何尽快地使这一蓝图成为现实的问题，或者说是时间问题；在政治领域，尽管改革依旧任重道远，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改革方向也已经确定；只有在社会领域之中，改革的方向和蓝图都还十分模糊。然而人类的实践一再表明，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的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无法有效进行。可以说，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那么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都将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因素。 现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它们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所谓“第三部门”就是非营利组织的集合。由于社会领域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第三部门的状态，所以说有效的市场体制和民主政治离不开发达的第三部门的支持，而研究第三部门的发展并通过这种研究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已经成为今日中国面对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我们组织这项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增加几部有关第三部门研究的出版物，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积聚队伍、积累成果、涵养资源，为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长期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第三部门”还是一个极为陌生的领域。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吸引了一批国内第一流的学者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对于中国青基会来说，资助和组织高水平的、超前性的学术研究活动，既是一项重要的组织职能，也是一个长期的组织目标。今后，本着对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负责的原则，中国青基会还将继续支持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研究活动，继续资助建设性的国际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