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利用河北省获鹿县的历史档案，探讨了19世纪晚期以及20世纪早期中国的乡村治理，细致地描述了村民们在治理村社及与国家打交道时的日常实践。

本書作者以自己的故鄉高家村作為研究對象，近距離深描了這個江西的普通農村從1949年到1990年代中期各方面的情況和變遷。作者刻意回避宏大敘事而回歸個體經驗，力求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場上，書寫底層農民在這數十年間的真正經歷和感受。作者本就來自農村，因此他的平民立場格外地自發自然，筆下的農民和農村也尤具說服力。 在書中，作者展現了一幅迥異於國內外主流論述所塑造的農村圖景。因此全書雖是白描式的日常敘述，卻始終處在一種無形的論辯中。本書在還未進入中文世界之前，就已引起中國知識界的激烈論爭，足見其背後蘊含的巨大衝擊力。

本書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自1931年開始長達六十年的中國農業動盪史。作者搜集了大量原始資料和資料，正面挑戰棘手的氣候變數問題，首次編制出涵蓋全 國的 “氣氛指數”，作為全書定量分析的基礎。書中根據技術水準和制度特徵將六十年分為數個時段，細緻分析了氣候變遷在不同時段內如何引發農業波動；並通過各時 段的交叉比較，回顧氣候、技術和制度三因素如何互為消長，從而導致中國農業發展的長期穩定化趨勢。 全書結合制度分析與定量分析，回 應了諸多重大而有爭議的問題。例如集體化和市場化效率孰高孰低？1960年代初大饑荒中天災人禍孰輕孰重？改革開放後的農業繁榮緣於制度改善抑或氣候好 轉？未來中國能否養活自己？作者還將農業現代化置於中國特定的工業化大戰略中加以分析，展現了一幅中國模式之下的農業現代化圖景。 本書是作者二十多年艱苦研究的成果。英文版出版後，被譽為 “豐碑式”、“定論性”的學術著作。

革命所场起的尘埃虽早已落定，但对它的追溯与探讨却远没结束。在农村那块广袤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得以生养、发展并壮大，没有农民的参与和支持革命断无可能取得胜利，这一点毫无疑问。农民为何参加革命？“为胜者书”的向例使历史与真相分道扬镳。作为革命的主力军并在革命胜利后成为新中国法理上的主人，农民理当具有积极的革命意识，而农民革命的滚滚洪流也冲没了他们当初的怯懦、犹豫与退缩。同时，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的探讨也让人们陷入泥沼，徘徊反复于其中而无力走出。因是之故，这个过去本是不言自明、已成定论的问题，现在反而最有争议，各家莫衷一是、歧见杂存。 　　从1927年举起武装反抗的大旗到1929年底，共产党已在各个偏远山区建立起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并站稳了脚根。其中有得有失，道路婉转曲折。而在后人对失与得、曲与直的相较中，“失”与“得”成隔离的两面，“失”则空无一物，“得”则高瞻远瞩。对所走的道路毛泽东后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解说，但在他放弃攻长沙而引兵山区、开始走出一条创建乡村割据的道路时，是否就在这种理论支撑？如果没有，导引这种革命运行的逻辑又是什么？ 　　军事力量的强弱是割据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它的发展状况也是党在的割据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诸项工作的集中反映。刚开始，农民愿意加入本地的农民或赤卫队而不愿意加入红军，其中固然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观念影响，但红军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不足亦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同农民对因革命运动而产生的乡村精英们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一样，当红军与当地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后，他们不愿意加入红军的情况也逐渐发生改变。当由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民兵所构成的相互补充的武装组织的等级结构逐步形成后，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深入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