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的政治维度:政治环境与公司影响》内容：一个国家出现之前，必须要实现社会的和平稳定。不同的国家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这一目标，而那些途径恰恰植根于企业以及企业形成过程中的所有权模式以及公司治理结构。 分散的、大规模的公众持有企业在美国商业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还比较虚弱，或者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比较脆弱。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所有权不是分散的，而是集中的。这还不是在简单意义上的集中。在公众企业里，连接管理者与分散的股东之间的纽带，很容易与共同的政治环境发生摩擦，比如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里的政治环境等等。 社会民主会迫使管理者稳定雇佣的工人，放弃一些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却颇具风险性的企业机会，合理地利用资本，而不是当市场萎靡与原有企业生产能力不匹配的时候一味地缩小规模。在所有权分散的公众企业里，管理者必须谨慎行事，他们如何恰当地使用决策自由对股东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管理者的努力行为创造了企业利润。在美国为了诱使管理者与分散化股东相一致的那些现代性手段——激励性薪酬、透明性财务、敌意收购、强大的股东财富最大化准则——已经被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大大地削弱，而且有时候还被恶意诋毁。 因此，公众企业像其他公司一样，有比较高的代理成本，而且还有由于能作为控制成本的最好方式而一直被保留延续下来的大股东持有模式。 社会民主可能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总福利，但如果真是如此，它们应该比那些很少有社会反馈的国家更少地使用公众企业。在这里，作者不仅要揭示欧洲所有权集中制的政治性解释，而且要揭示美国公众企业兴起的一个关键政治前提，即社会民主对美国商业公司的压力是相当微弱的。

通过议事程序来实现民主制衡 开会须有规则、程序，才能开得有效率、有成果。孙中山先生曾在1917年拟定了一本《民权初步》，教人如何开会。他在自序中说：“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以！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孙中山的这本著作，据说根据的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这是一套西方社会通行的会议操作程序，商务印书馆在1996年出版了王宏昌译本，惜乎未能引起注意。孙涤先生在西方生活有年，有感于议事规则之重要，撰写了一本《议事规则导引》(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这里刊载的，是孙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言。 ———编者 □孙涤(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罗伯特总结的议事规则，成为西方社会通行的会议操作程序 记不清是哪位前贤说过，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发明的最精巧的工具。熙来攘往的逐利行为，怎样才能有序地展开和持续地扩张？作为市场交易的基础，信守合约的规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的法规，更远一些，是传承于公元前14世纪摩西逃出埃及之后代表犹太先民与上帝订立的“约法”，甚至远溯至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发达国家的庄严法典和贤哲的堂皇经典，将怎样落实到国人彼此规范的操作细节上？ 留美遭遇“议事规则” 笔者1981年底留美，从来就没有感到过什么“文化冲突”，令我惊奇的，倒是彼地彼俗的安排为什么能够这样不别扭。我发觉美国校园里形形色色的自发社团，没有人在领导、指导、辅导、督导，却都能办得有声有色、中规中矩。1988年我拿了博士在美执教，开始参加更为正式的各类会议，体会到会议的形式尽管有简有繁，但其程序的本意却是高度一致的。1994年升为正教授后，我有机会参与全校事务的制定，更认识到逻辑严谨、能有效制衡的议事规则不可能由“上帝之手”制定出来。1996年我当选为全校的学术研究委员会主席，评判谁有能力和资格得到当年度的科研经费。委员会成员都是资深教授，要在他们之中组织会议来评议敏感题目，压力自然不小。一时间我对自己的心虚气短颇感烦虑，几乎萌生让贤之心。幸好承副校长赐以《罗伯特议事规则简本》一册，并安慰我说，这本小册子包含了主持会议讨论的一切需要。她自己还把小书揣在手袋里，经常拿出来请教呢。1997年我担任信息管理系主任后，更是经常得益于这本小册子。1999年我开始返国服务，对议事规则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体会到如果大家能够认同一套明白自洽的议事规则，遵从它，并据以操作，能带来莫大的效率。各类集体性的决策，小如小学班会，大到国民大会，都将因而更富成效。 罗伯特其人其事 2002年我受邀参加盖茨先生在西雅图主持的“微软高峰会议”，随后抽空游玩了附近的圣·璜群岛。其地处美加边境，纬度虽高，雨量却极为充沛，因此形成罕见的温带雨林，景观迷朦，苍翠欲滴，令人忘返。我在漫步一个大草坪时，蓦然看到一个倾颓纪念碑，上面镌刻有罗伯特(Henry　Martyn Robert，1837－1923)的名字，记载着历史上的一件趣事。美国和加拿大(当时在宗主国英国的治下)的居民为一只猪产生争执，后来几乎引发成两国之间的战争，世称Pig　War的冷战(1859－1872)，最终由德国的威廉一世调停得而化解。其间双方曾遣军对峙一年多，在剑拔弩张的时期，罗伯特刚从西点军校工程兵种毕业不久，以见习军官的身份驻扎于此地。由于表现卓越，罗伯特最终升任为陆军后勤总监，官拜中将，是工程兵所能达到的最高军阶。他可能是少数不曾亲手杀过人也没有计划杀过人的美国名将之一，其永垂史册的杰作就是我们要推介的“议事规则”。 罗伯特自称，他痛感于25岁那年主持的一次会议的失败，觉得议事的成效实在太重要了，必须有规则可依。29岁(1876)时他出版了《议事规则》。该书意义深远，并且立即为人们所认识，影响迅速扩大，被接受为各类会议的议事准则。《议事规则》同年就有了第二版；罗伯特于1915年订立了第四版，内容大为扩充和完善。由于他的独特贡献，书的名字也早就被公认为《罗氏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了。当今世界受惠于罗伯特先生甚厚，无论是公共领域中的联合国大会、欧盟议会、美国国会的议事程序，还是私人领域里如上市公司、合伙小店、兴趣团体、学校班会等的议事章程，无不以罗伯特总结的议事规则为依据和蓝本。而议事规则也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在欧美造就了许多议事规则学的专家和专业协会。 我个人得益于罗伯特良多。自认读了不少书，从鸿篇巨制到野史轶闻，纷纷杂杂，但真正用得上，给我直截了当的效果的，《罗氏议事规则》应当算一本。罗师的纪念碑在前，抱着感恩的心情，我向他默默许了一个愿，要编撰一本小册子，将他所定议事规则的要义传递到中国，让国人一起共享。 民主要靠细则来落实 相对来说，国人欠缺民主的传承，因此对民主的理解也往往皮相，常以为一个人的民主精神是指他能尊重别人，能耐心倾听别人意见，能够适度的实事求是，能不刚愎专断，能和颜悦色，等等。个人的教养或许有助于民主程序的操练，但与民主的真意及其运作法则基本上却是两码事。从格致诚正到修齐治平，路途何其修远而漫长，绝非“内圣”即可“外王”的。 人们常说，“魔鬼是藏在细节里的”，其实，天使又何尝能脱离细节而存在呢？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要靠一套细则来落实，其操作的本质在于要规范“三个魔鬼的跳舞”。假如人是天使，不论一个还是一万个，跳舞都不需要约束；假如只有一个魔鬼，譬如荒岛上的鲁滨逊，也无所谓约束。没有其他人来约束他，他甚至大可自以为是天使，有哪个魔鬼在内心不认为自己是天使的呢？假如有两个魔鬼，玩的则是“零和游戏”，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脑瓜灵，迟早会吃掉对方，即使有规则也不能够持久。然而有了三个或更多的魔鬼，议事规则就变得重要甚至必要。怎样博弈，使自己的主张和利益得到贯彻？怎样结盟，从分分合合中争取多数？怎样规制，通过文明的程序达到正义？等等。开会，商讨，劝说，谈判，于是无一不需要有正式或简化的议事规则。 如果说自利追求人皆有之，对它就无所谓褒贬，我们只能以“此本人性也”来接受。因此或许应该说，民主是“三只猴子的舞蹈”。“民主制度”何以更合理、更有效、更能持久？我想，理由是造物主赋予了绝大多数的人以“猴性”———好逸恶劳、孜孜为利、偏爱捷径，而且鬼点子乱多，而非“牛性”———任劳任怨、逆来顺受、甘愿吃草、即使被挤光奶也不抱怨。所幸的是，造物主在赋予人类以“猴性”的同时，也恩赐给我们“猴脑”，从而能设计出点子来自我约束猴性。就此意义而言，罗伯特有一粒充满智慧的猴脑，和通常的阔言高论不同，他总结出来的“议事规则”能够操作，能够使群猴的游戏“持续地扩展”。 为什么开会需要有规则 会议是人类所特有的群体协调的途经，采用协商型会议(如公司的董事会)作为议事和决策的手段，更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人们为了解决共同问题开会议事，沟通交流、增进了解、集思广益、融合观点、消解矛盾、形成决议，必要时以投票的方式让多数人的意志变为行动指导的决议，则更是高级文明型态(如健全的公司治理)的枢纽机制。 人类的会议制度是一种精巧的安排，欲使它充分发挥效用，必须有适当的机制来平衡和协调群体与个人之间权责关系。但是只有在一定的规范和程序下，会议才能真正起到拓宽言路、集智广益、凝聚共识的功用，才能产生多数裁定、保护少数的民主原则的实效。会议作为工具，运用不当的话，效果会适得其反。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低劣无效的会议，内容空泛、徒具形式，意见或者饱受压抑、遭到扭曲，或者各说各话、缺乏真实交流，成为误事的根源和众人批评的焦点。 议事规则是建立在人们的常识和逻辑的基础之上的。它旨在设定全体认可的框架，使会议能够以高效、民主的方式来处理事务。掌握了议事规则的原理，我们就可以根据组织的需要对它进行调适，既不过分拘泥于形式而导致效率低下，也不过分随意而损害会议的民主原则。一般来说，恪守会议规则的程度与成员的人数、意见分歧的程度正相关。团体规模越大，意见越是分歧，会议就越需要遵循正式的规则。 议事规则的意义还在于能使参会者就会议方式达成一致，能在权利制衡的共同框架下讨论和决议。所有的成员都必需遵守议事规则，在规则面前都是平等的主体，既要努力运用好各自的发言权、知情权和投票权，设法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又要当自己的意见不被多数接受时不滥用个人的权利而危害整体的利益。会议主持人虽是规则的执行者负责按程序来运转会议，但同样要受到会议规则的约束，不能凭个人意志对议事过程施加不当的影响。

“历史，就像诗歌，不会重复本身，而是有着各个段落。历史事件给每个国家的每个段落不同的起始点，但总有共同点。”这句话来自《公司治理的历史》的导论，也概括了本书的编写目的和出版意义。 本书在开篇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敢把公司治理委托给谁？”带着这样的问题，本书分析了加拿大、中国（清末和民国时代）、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共11个国家的公司治理历史。11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各国经济史的专家，不仅选取的分析样本数据准确和科学，更将对各国政治文化历史的充分了解融入到了研究中。正是这样的精准结合，让本书不但不显枯燥，反而更易理解。

《郎咸平学术文选》是郎咸平将其在公司治理方面的27篇学术著作分7个部分加以归纳整理，以期为公司管理者及国家宏观政策制定者提供客观、理性的现实依据。 此前，郎咸平教授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金融学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并且其引用率在华人经济学家中堪称第一；在公司治理方面，尤其公司财务学方面，其论文引用率在全球名列前茅，堪称公司治理方面的世界级顶级学者。从2004年以来，人民出版社以东方出版社的名义陆续出版了《操纵》、《标本》、《思维》、《模式》、《科幻》、《突围》《误区》和《本质》等12本案例著作。这些案例著作的出版，在我国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这些案例著作，用郎教授自己话说，具有下列特点： 1、围绕中国企业出发，对比国际一流公司进行案例解剖。 2、哈佛案例重主观描述，本书案例重客观分析。 3、被列入哈佛案例的企业备感光荣，被列入本书案例的企业备感紧张。 4、重点式的分类，数据式的分析和理论性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