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乱世佳人》！ 在严歌苓的诸多著作中，《寄居者》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书中有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在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没有人能逃脱寄居的命运。大上海，小世界——爱情与信仰，忠诚与背叛，对自我的追寻与迷失，都在其中。这部小说是严歌苓在题材、写作手法和女性角色塑造上又一次新鲜而成功的尝试。这就是一部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乱世佳人》。 严歌苓创作《寄居者》的灵感源于柏林墙 ，“生活中精彩的故事往往超过我们的想象。依我看，刻意去找戏剧性和刻意避开戏剧性一样，都没有必要。1993年，我和我先生去柏林旅游时，参观了从东柏林穿越柏林墙，逃亡西柏林的故事。许许多多人的故事都写在柏林墙的一个展览馆。有一个故事简直就像一篇小说，说的是一位小伙子跟一个姑娘在东柏林订了婚，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爱着他的未婚妻，在几年后还无法忘怀她。一次，他在欧洲见到一位姑娘，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带到东柏林，偷了她的护照，让他的未婚妻假冒那个欧洲女孩，用欧洲女孩的护照过了关口。”在小说里，严歌苓把主人公变成了一个中国女孩。 《寄居者》故事发生在1942年的上海，会让人忍不住将严歌苓与善于描写上海的张爱玲进行比较，然而“我怎么可能和张爱玲像呢？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特别是在我写的那个时期。” 为了创作《寄居者》，严歌苓读了十多本有关那个年代犹太人在上海的作品，还专门从老一代人那里了解细节，比如什么牌子的香水，什么裁缝店，什么舞厅，什么牌子的风衣大衣等等。严歌苓说：“做史料研究是小说家的日常工作。我总是在为下一部作品或者可能写的作品查资料，做采访。一部这样的小说需要的准备时间往往是几年。” 《寄居者》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由女主人公玫在晚年讲述给一位传记作者听：玫在1939年的上海，爱上一名刚刚逃离集中营上岸的犹太男子。那时赶上约瑟夫•梅辛格臭名昭著的“终极解决方案”就要实施，为让爱人去美国，玫临时在上海抓了个救星——另一位美国青年——做自己的丈夫。乱世中，小人物们开始一串连环套式的命运救助，最后，玫用“爱人”的钱赎救了“丈夫”，用“丈夫”的护照让“爱人”脱险，同时，以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的方式，去实现了爱情……故事结局在爱情的部分出人意料，令人叹惋。这部作品是严歌苓在题材、写作手法和女性角色塑造上又一次新鲜成功的尝试。同时，小说延续了作者独特的自述式与视觉化的叙事风格。

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上海，由女主人公“我”在晚年讲述给一位传记作者听。“我”在1939年的上海，爱上一名刚刚逃离集中营上岸的犹太男子。那时赶上约瑟夫•梅辛格臭名昭著的“终极解决方案”就要实施，为让爱人去美国，“我”临时在上海抓了个救星——另一位美国青年——做自己的丈夫。乱世中，小人物们开始一串连环套式的命运救助，最后，“我” 用“爱人”的钱赎救了“丈夫”，用“丈夫”的护照让“爱人”脱险，同时，以毁掉对爱情的原始理解和信念的方式，去实现了爱情……

扶桑，一个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女子；克里斯，一个同时代的白人少年。他们在美国的圣弗朗西斯科相遇相识，发生了恋情。因为扶桑是个20岁的中国妓女，而克里斯是个家境殷实的白人少年，这爱情不仅凄迷，而且成了命运的挑战。性格即命运，因为扶桑怪异的性格，也使得她在大起大落的命运波折中挣扎起来。从被卖为妓女，到被人轮奸，到与自己的丈夫失之交臂，这一切仿佛都无法在扶桑的内心印上烙印。她从从容容地听从本能的体认，以三寸金莲走过一个又一个灾难。

《灰舞鞋》的电影版权已由导演姜文购买。《灰舞鞋》写的是当年军队文工团一群少男少女舞蹈演员的生活故事，但它决非载歌载舞或是欢蹦乱跳的舞台狂欢，它镌刻着一个非正常的悲剧时代的深深烙印，承载着一段青春期的幼稚、纯真、狂热、骚动却又无比沉重辛酸的初恋情怀。是成长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整整一代过早告别纯真的青少年的共同感怀与集体记忆。这本《灰舞鞋》，编选了严歌苓不同时期的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最长的《灰舞鞋》有5万余言；最短的仅几千多字。这些长短不一的叙事作品，构成了一部以青春为题材的主题小说。

一位世界报业大亨的生死前传，写在1942年的上海。 一位单纯、忧郁、文艺气质的犹太难民，从残酷的追杀中幸存，却听见自己爱情的挽歌，响在1942年的上海。 一位生在美国，长在上海的钢琴女郎，在背叛与热恋之间，良心与梦想之间疲于奔命，最终留在1942年的上海。 《寄居者》中有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上海人苏北人客家人，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没有人能逃脱“寄居”的命运。大上海，小世界——爱情与信仰，忠义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都在其中。“上海在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 《寄居者》是严歌苓在题材、写作手法和女性角色塑造上又一次新鲜成功的尝试。同时，小说延续了作者独特的自述式与视觉化的叙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