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的伪善》准确地预言了当下的危机，那是不太合乎事实的，但是这次危机的确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所提出的两个中心命题。首先，这场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而这些理论正是《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所批判的对象。《富国的伪善》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比如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和私有化，是如何造成了更缓慢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更多的经济不稳定。时至今日，虽然富国的经济绩效也有所恶化，但主要还是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不过，这场危机表明，即便在富国，新自由主义政策也行不通了。危机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所取得的经济成绩将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其次，这场危机证实了富国的伪善最富戏剧性的一面，而这也正是《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所讨论到的。在书中，我揭露了富国是如何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宣传一套，却又实践另外一套。在历史上，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广泛地运用保护主义、工业和金融业的国有制、管制外国投资、疏于执行知识产权法律等政策，但是现在它们却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用，因为这些都是“坏”的政策。这种伪善没有成为过去的历史。比如，我在《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第七章中指出，富国为了使发展中国家“量人为出”，强迫它们在金融危机时期实现预算盈余，但是每当富国自己经历金融危机之时，却总是诉诸“寅吃卯粮”的赤字开支政策。

《全球分裂》是《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亦名《超级帝国主义》)的续篇，描述了债务国和原材料出口国在20世纪70年代寻求创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作为一项民族主义而非左派的计划，国际经济新秩序倡导非共产主义版的新政，以改进原材料的贸易条件和建立农业和工业自立，最终避免贸易依赖和对外债务陷阱。 今天，这一计划已成为一段被遗忘的插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当选为英国首相和翌年罗纳德·里根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之后，该计划的积极面全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金融紧缩和私有化取代了。在过去的20年中，外国政府的公共企业被私有化，而公共企业的发展曾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中心支柱。欧洲不仅没有寻求一条出路。替代华盛顿共识及其以美国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且连欧洲自己也实施了迄今只有不幸的债务国才采纳的货币主义紧缩政策。

综观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的中国情境，作者认为，政改和经改固然都有堪为人称首的表现，但并不像民间舆论善意曲解的那样宏大叙事。真正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的是前所未有的社会体制改革。所以，作者晚愿意从社改所凸显出的中国的第二次转型，去概述海外媒体所谓的“新政”。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将此间12个月，描摹成中国直线行25年后的一个拐点。他想念，拐点的出现，对未来中国，具有太多的指标意义。 有趣的是，作者在论证其个人观点时，并示蹈袭政论作家习以为常的宏大叙事，人民伦理的大新闻，只是叙述的“纲要”，那些平和，欠但润物细无声的小事情和小人物，才是佐证拐点的力量所在。这当中，有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生招生的考题，有《手机》“主人公”严守一的谎言，还有“博客”中的木子美的真实。看上去，拐点的创意，多是旧作品的新级任，但他们与你先前看到的那些零散的文章，除了细节上的似曾相识，已然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种作品。同一个人的作品大量出现在同一本书中，就像社会学方法论上偶然抽取的样本。他们存的意义，已不再是对过去发生的新闻的碎片式的零星记录，而是对一段富于变化的当代历史的解读。

当今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的“梯子”——即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者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切实际地幻想得到发达国家的真诚帮助，而发达国家则处处遏止发展中国家登上发达的台阶。本书论据充分，资料翔实，对于中国改革近30年后思考发展战略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分别从银行漫谈、股市浅说、财富流动、财政随笔、宏观经济、企业改革、当代老板等十几个大方面归纳选择了一百余篇评论集成此书奉献给读者。 作者经历了改革前后中国两种政治经济体制，还有幸对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整个历程进行了新闻采访和跟踪调查。三十年来，作者除了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发表了数百篇关于改革的评论。这些评论文章不仅用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有关改革的经济知识，还不时抨击了改革中的问题。改革发表时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有的文章还引起高层领导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