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属性并不在于拥有知识，犹如技术之于工匠一样，而是由只是培养起来的理性和批判的意识。他们对热泪命运始终给予最大的关注，现实问题不是他们所能回避的。可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度里，莫谈国事是必须恪守的原则。而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批判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自己。他们不能不忍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

中国的所谓“民主”，与西方很不相同。它不是建立在维持个人自由、平等和独立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是“王道”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恩赐的东西。

至于自己，他在给山本初枝的信里说道：“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枪。”

“这几句话是必须要说的，”他说得很慢，很沉着，声音里有一种金属似的刚硬的东西，“中国这么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个人的人格行为是离不开所在社会的文化模式的，作为西方文化特征之一的个人主义，在以权力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很难找到生存的土壤，那些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标榜的知识者，在权力面前，往往不是趋附，便是逃避，少有真正的独立和反抗。难得的是，能够秉承一种叛逆的性格而坚持到底，即使面临着失败和死亡。

马克思主义绝不会融化鲁迅，抹煞鲁迅，只能丰富鲁迅，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思想者，他是不可能没有自己的。

他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就行”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结果都变成漆黑。染缸不打破，中国式没有希望的。直至现在，他仍然认为，“伺候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随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中国人，什么时候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假使真有谁替他们做出决定，定下几项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不管爱排场的历史家怎样铺张，修史时设怎样好看的题目都未免太绕弯子了。一部中国历史，简捷点说，无非是两种时代的循环：一、想做奴隶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鲁迅简直憎恶透了，失望透了。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也终于没有实现。牢狱般的生活安全而妥帖，只是缺少一样东西：自由。

在鉴赏方面，厨川强调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通性和共感信，强调文艺说给与的不是知识，而是“唤起作用”。即“作家的内部生命的底里的或种东西”。这与鲁迅历来重视人的精神因素，重视国民性的改造是一脉相通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在这方面，厨川反对以为文艺只有“美”和“有趣”之类的快乐主义的艺术关，当更加切合鲁迅的思想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