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不仅是史学经典，而且是文学名著，为汉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约前86年）编撰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因此，《史记》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然而由于《史记》篇幅巨大，故事丰富，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多万字，对一般读者而言，通读全篇确实不易。根据《后汉书•窦融传》记载，汉光武帝就有推荐《史记》篇目让人阅读的做法。唐宋以后便有多种依据不同的选录标准编选的《史记》选本的出现，清人王又朴的《史记七篇读法》就是从阅读角度选录 《史记》精彩篇章，结撰成颇具特色的《史记》选本。 王又朴（1681-1763），字从先，号介山，原籍扬州，6岁时迁居天津。雍正元年（1723）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授吏部主事。曾在河东盐运使司、凤翔府、汉中府、泰州、庐州府任职，后累官至池州、徽州知府。虽然官运并不亨通，但他明于水利，所到之处，颇有政声。王又朴辞官回津后，主持三取书院。“三取”即“乡试、会试、殿试”三试皆取之意。王又朴擅长古文，热心传授，受到天津文人崇敬，外县人也慕名而来。王又朴是桐城派学者，堪称清代中前期天津最有成就的散文家、诗人、经学家、史学家。 王又朴学识渊博，其著作多有出色之处。有《诗礼堂全集》五十七卷以及其它一些诗文单行本传世。王又朴晚年精于易学，《大清畿辅先哲传》称其在这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其研究《易经》的《易翼述信》十二卷，收在《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之中， 《四库全书总目》誉此书“阐发证明，词理通畅，可取者亦颇多焉”。他还有研究《孟子》的《孟子读法》十五卷，在如今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中，即有该专著的乾隆十五年王氏刻本。王又朴的诗礼堂还大量刻书，为天津雕版印书事业做出了贡献。 王又朴在全国的影响之所以巨大，是因为他以白话文的形式注解了《圣谕广训》。在清代，每逢初一、十五，这是人人都要学习的语录。如在街头公开宣讲时，居民必须往听。1670年，康熙帝发布了一道劝善诏书《圣谕》，共十六条道德格言，每条七个字，内容都是告诉老百姓做人的道理和应遵守的规章制度。1724年，雍正帝又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编成《圣谕广训》，以此告诫百姓。由于是用文言文写的，老百姓难以听懂、看懂。王又朴遂将其翻译成白话，用顺口溜的形式对其作了生动解释，以求家喻户晓，扩大其影响。其译文初名《讲解圣谕广训》，后因效果好，各省不断翻刻，书名变成《圣谕广训衍》。 《史记七篇读法》二卷是王又朴在清代乾隆年间所编选的重要《史记》选本，其中有：项羽本纪、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七篇。作者最初由于怀疑班固对《史记》的评价观点而“反复寻味”阅读《史记》，先只选读了一篇司马迁颇为得意之文《项羽本纪》，因而该书的序言在乾隆二年（1737）为《项羽本纪读法题词》。接着又在时隔十七年之后的乾隆十九年（1754）因“此七篇者皆世人误读而不识史公之所用心，余故特为著之”的理由，增选了后六篇。 王又朴以方苞为师，是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他针对所选篇目首先按照儒家的思想性撰写一篇独立于选文之外的读法文章，提出该篇大旨，并均能指示阅读方法，提出阅读应该“一气读”、“分段细读”， 再细分段落。因此，在其指示阅读的文章中，往往会提及孔子、朱子的思想，颇有“阐道翼教”之意。其次，他以桐城派大家的眼光，分析司马迁《史记》的写法及用意，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自许。第三，王又朴在选文中加有评语，并用不同的符号标示其在文章中的不同作用等，用语精警，颇能洞彻文章章法。但由于该符号按照原文添加有诸多不便，因此，一律将其夹住在该段文字之后，且部分符号形状有些变化。第四，这次整理以王又朴的诗礼堂刻本为底本，《史记》选本正文参校以通行的中华书局《史记》校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