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名为《玉米》的书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难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暧昧的、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闪烁、荡漾，这火红的狐狸在月光中灵俐地寻觅、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这种平庸吸引了毕飞宇，他在玉秧充满体积感的迟钝、笨重中看出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觉。 三个人，三个女人，她们生长于田野，她们都梦想远方。但通向远方的路崎岖、艰险，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远，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们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她们焦渴、破碎于干旱坚硬之地。 ——通过对“极限”的探测，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行。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70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 所以，这三个女人属于过去时代，那个时代塑造了她们的命运；但她们又属于现在和未来，因为她们来自“中国经验”中最令人伤痛、最具宿命意味的深处——在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在历史和生活之间，“个人”何以成立？她（他）的自由、她（他）的道德责任何以成立？我们从《玉米》中、从那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中看到了“人”的困难，看到“人”在重压下的可能，看到“人”的勇气、悲怆和尊严。 《玉米》的另一个可能的名字也许应该是《三姐妹》，这个和《玉米》一样朴素的名字让我想起契诃夫，想起他对俄罗斯大地上那三个女人的深情守望。 是的，守望，守和望，守着人、望着命运，这是作家的古老姿态，毕飞宇把这种姿态视为写作的根本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