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儿我要插一段写于2001年6月4日深夜的报告节录，有关当天中国证监会稽查局稽查三处两位人员听证我的情况，内容主要涉及2001年我所写的《基金黑幕》（参见第一章中的有关介绍），报告的对象是中国证监会的领导。 这份颇有卡夫卡小说风格的报告记录耐人寻味之处颇多。由于我多年来在媒体工作，所以要我配合调查的有关方面也有一些，我没有一次不主动配合他们工作的，有关方面最后都比较满意。可是，我从来未曾想到中国证监会的人员竟如此角色错位，在调查中，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个监管人员，而对方是被监管对象。中国有句俗语叫做“皇帝不急急太监”，也许吧。我早年就在上交所工作，后来又被借调至中国证监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一直比较在意研究监管原则，可能来调查的证监会人员也没精神准备，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调查开始了： 2001年6月4日，在上海证管办的二楼会议室，我接受了稽查局三处两位同志的调查，一位是副处长L先生，另一位是担任记录的W小姐。 大家开始接触时，都比较客气，我介绍了《基金黑幕》的写作背景、内容和目的。我认为这篇文章主要是客观的研究，对基金行为的描述分析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基金或者说机构投资能否稳定市场，从上交所的报告来看，内地基金的行为难以证实机构投资者稳定市场的结论，这属于学理上的探讨；第二部分，基金利用公告的公布日和截止日期的时间差做文章，这属于自利动机，是否道德是其次，但我们建议把这种时间差缩短，有利于投资者获得准确的信息；第三，上交所报告显示出的基金“对倒”行为，由于这样可以促使成交量虚假，误导投资者，属操纵行为，所以《证券法》明令禁止。 另外，上交所报告的价值在于基础数据，采用的统计方法十分简单，不存在统计方法有误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上述这些推论解析是完全可以通过基础数据得出的。 让我很快感到问题不对的是，L先生没问两个问题后，突然示意记录员停笔，他说“我们岔开来谈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下列问题不做笔录。 L谈了对《基金黑幕》的看法。我回忆大致如下：第一，中国证券市场还很年轻，违法违规在所难免；第二，美国市场也是如此，那儿的问题还要多；第三，要尊重“国情”，这种事不单在股市中有，中国别的市场上也多得是；第四，稽查局人手少，有心无力。 我感到很惊异的是，这种为基金辩护的口吻竟出自一位应客观公正的稽查局同志口中。我只能一一作答：第一，中国股市是很年轻，但年轻并不代表可以违法，至少我们可以努力；第二，美国市场20世纪初违法的事情的确不少，但现在已没有这样盛行了；第三，国情要讲，但金融市场也有一些普遍规律性，比如中国证监会与美国SEC至少在初期的架构上很相像；第四，你们稽查局人手少，正需要媒体的协助与监督。 我边说边感到很尴尬，因为我感到自己与L的角色在错位，坦白地说，我觉得我在普及为什么今天中国股市需要规范的知识，这本来应该是他们工作的基本要求。 L突然客气地说，不打不相识嘛，也许今后咱们会成为朋友或者成为陌路，都没关系嘛。 我又一愣，忙说，我没有和你“打”的意思，我是在配合你调查啊。 在其后的两个多小时中，L同志并没有对《基金黑幕》一文中所提的有关基金行为内容希望我作出进一步的阐释，而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基金黑幕》凭什么做到客观公正，凭什么在“编者按”中得出基金违规违法的结论等等。 在提问后，我作出的回答，L同志总是不满意，结果变成了辩论，而且他不时“岔开来”，让我分不清他是听证提问还是诱导我回答他想要的答案。我据记忆将两种形式所述如下： L：你在写这篇文章时，凭什么认为上交所的报告是真实的？ 张：我已经说过，它的数据是不可能造假的，因为根据我多年在上交所和从业的经验可以判定这点。 L：你为什么不去核实，没有核实的报道是客观的吗？ 张：在美国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也没有向尼克松去核实，因为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L：我不跟你谈论美国，这是中国。 张：我们无法核实，是因为这有可能被人认为涉嫌干扰稽查工作甚至涉嫌窃取市场情报。 L：（后来又绕回来）你为什么不作核实？ 张：我再说一遍，第一，我相信《财经》杂志以往的原则和报道，我信任它；第二，根据我十年的从业经验。 L：你凭什么说这篇文章是科学和客观的？ 张：有事实依据就是科学的，当然它需要事实检验。 L：你们取得报告作者的同意吗？在不同意的情况下，文章能够发表吗？ 张：（心想，这确实是基金联合声明后，我们考虑到如果要接受诉讼的话，对方律师必然要问的问题，因为它是最有争议的一点。L怎么越来越像基金的律师呢？）我们没有照发原报告，只是报告解析而已。 （注：我没说的是，即使作者愿意授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岂不是害他吗？） L第二个让我缠绕不清的问题是：凭什么《基金黑幕》的“编者按”最后认定基金违法违规？ 张：这是编辑部的按语，我无权过问。 L：在稽查局没有认定这种行为时，杂志就可以（擅自）作出决定吗？ 张：可以，当然用“涉嫌”可能更好一点。因为类似的说法其实早已在圈子里流传，获得报告后，我们认为这里已有事实证明违背了《证券法》。既然违法，我们就可以认定。 L：你认为可以认定？ 张：对。美国媒体在1994年根据两位学者的报告指控纳斯达克的坐市商有市场操纵行为，1997年美国SEC也认定了这一点。 L：这是中国，不是美国。 张：你们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同志也曾发表讲话，欢迎媒体配合监督市场。 L：我们现在是在对《基金黑幕》就事论事。 张：我对你们的听证立场表示怀疑。 L：你认为发表《基金黑幕》是负责任的吗？ 张：负责任！杂志社既然发表了文章，当然就得负责任。人们可以对这种认定提出质疑，基金声明就是如此。 L：就凭报告的这些数据就可以得出违法的结论？ 张：可以，我刚才也已经解释过了。 L：你（还是）认为这是可以认定的，在稽查局没有做出认定之前？ 张：可以，我再说一遍，我认为在《基金黑幕》发表之前，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已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基金黑幕》的认定，我们认为违法行为已危及市场的发展。 L：这是你个人的看法。你不知道《基金黑幕》给市场带来了多大的震荡，这是负责任的吗？ 张：L处长，L处长（我想提醒他的职责是稽查），你难道不认为《基金黑幕》出台后对中国股市的规范作用吗？ L：我承认。 张：我们丝毫不想越权，也没有不尊重证监会的意思。《基金黑幕》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投资者想要证监会有个说法。杂志只是一个媒介，它不可能有你们的权威性啊。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L此时突然勃然大怒，大声喝道：“什么L处长L处长，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今天你是来接受调查的！” 双方沉默…… L：我要问你，中国证券市场的最终认定权在哪儿？ 张：法院。（此时的L忽而是个律师，忽而是个稽查处的官员，我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尽管他一开始时出示过工作证） L：（忽然苦笑）你要这样说，我就无话可说了。 这时L递给我一份有关媒体披露信息的规则，在里面赫然写着如果报道不实要触犯刑律等等。我是个证券媒体工作者，类似的规定当然是很熟，但此情此景明显是让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客观、不真实，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 L：我再问你，中国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的最终认定者是谁？ 张：（我沉默良久，心里非常难受，我此时真的不想说是中国证监会，因为我已迷失于中国证监会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究竟要干什么的困惑中）中国证监会。 注意，这时L提出的问题又诱使我必须回答他的所谓正确的问题了。 L：那么，到底是中国证监会还是《财经》杂志有这种认定权？ 张：中国证监会有最终认定权，《财经》杂志有初步认定权。中国证监会有权否定《财经》杂志。 L：（自我解嘲）真是搞文字工作的，真会玩文字游戏啊。 张：我不认为这是文字游戏。但我不想讨论，因为我不知你什么时候又“岔开来”，或什么时候是稽查员，讨论是互相要问问题的。还是你问吧。 关于文字游戏问题，我还想到L同志在我的文章中找到基金净值游戏的一段话。 L：你凭什么说基金是“欺诈”，难道游戏就犯法？ 张：你拿给我看看。是你搞错了，上面写着“欺瞒”，和欺诈是两回事。 L：中国证券市场的执法主体是谁？ 张：中国证监会和下属机构。 L还很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获得这个报告的。 L：你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报告的？ 张：《财经》杂志编辑部。 L：我问你是谁？ 张：记者李菁。 L：这份报告的格式是怎样的？上面有没有作者的名字？有没有公章？有没有单位名称？ 张：我不知道。我接到的报告是简单的文本格式。 L：你们是怎么知道报告的作者的？ 张：《财经》杂志社告诉我的。 L：你就相信了？ 张：相信。 L：那份报告呢？可不可以交给我们？ 张：没有了。风波发生后，我认为也许会有麻烦，也就不必保存了。 L：你们知道《财经》杂志的背景吗？ 张：不知道。 L：我也知道你往《财经》杂志社身上一推，什么问题你都不会回答，但程序上我还是要问一遍。尽管说只写了一部分，但文章上合署你和李菁两个人的名字，所以还得文责自负，知道吗？ 张：知道，我对《基金黑幕》负责。 L：那么，在《基金黑幕》中有那么多的“据说”，这是不是客观公正？ 张：这是通行的报道体例。当然，如果把我的解析部分和她的文章分开来，解析是解析，报道是报道，这样会更协调些。我对《基金黑幕》负责，但这部分还是问她比较好。 L：我认为这些“据说”可是“致命”的。 张：对不起，我认为这不是“致命”的。 L：我用这个词可能“不恰当”，但…… 张：报告本身的解析是“雪中送炭”，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报道可能是编辑部考虑更符合媒体的生动性，是“锦上添花”，如果不能“锦上添花”，也没问题。 L：你在解析部分提到了拉高股价、庄家可能赚到一倍利润。你有什么证据？ 张：是推理，也是圈子里的看法。文章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要有数据支持的，尤其是在股市中，我无法获得庄家的记录。这需要你们稽查局核实。 从下午2：30至5：00，我们反复缠绕的问题就是这些反复问反复回答的内容，最后记录经双方审阅，签字。记录部分我认为是真实的，但明显没有把当时许多“岔开来”的话记录下来，而我认为这与记录员无关。因为很多“辩论”与L同志的说话确实不像听证。下面是我们最后的交谈： L：我也是按程序走，不必介意。我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客观嘛。事实上，我自己都没看过上交所的那份报告。 张：（大惊，语塞）你没看过这份报告？唉，我建议你看看。 L：你刚才只要将那段“编者按”的认定问题推给杂志社就可以了嘛。我也是回去给领导看的嘛，总得有个交待吧。你放心，结论会对你有利的，你只写了解析报告的那部分嘛。我可是为了你才专程到上海来的啊。 张：如果你们如此这般的听证是在《基金黑幕》文章发表不久，我可以理解。但是中国证监会已公开宣布基金确有违法违规行为，而且许多基金的年报也承认这一点。而现在你们又开始立案调查《基金黑幕》的客观性，我难以理解。我不知道你们哪个代表中国证监会。 至于我为什么要坚持媒体的权利，这是因为市场利益的力量太强大，与此相比，媒体非常脆弱。如果我们不坚持这种权利，媒体的公正监督作用很快就会消失的。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由于L同志的问题反复缠绕，我只能对我们的对话进行一些编辑，让人有个头绪。而且，这不是录音记录，个别语句可能有些微出入，但不会妨碍其准确性。由于多年来的记者训练，加上回来的五个小时后，我就迅速将它回忆下来，相信比较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