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3日至今，我因为无意中阅读一本三星堆的书籍而起考察文明源之心已经过去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写了三本书，在第二年的开头，我写下了这第四本书。 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也有小的挫折与波澜，但整体而言还是很顺利的，甚至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这同时也得到了包括世界各地华人的支持，并且一些地区已经有人和我联系大陆之外的出版事宜。这时候也引起我的反思：我的工作我自己怎么给它定性？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它属于什么学科？ 我对于我的工作很满意，当然漏洞谬误也不少。我甚至不愿意在其他地区再版时出版我的第一本书了，我已经觉得谈到这第一本书由于幼稚而使我脸上无光。不过，那是我的第一步，尽管歪歪扭扭却反映了我最初的思路。假如为了展示我的思考全过程，我还是愿意拿出勇气把第一本的谬误也展示给大家的，这本身就是一份不错的“原始手稿”。让我自己稍微捞回点面子的是，第一本书说明了我最初的宏观把握就是正确的：把“西来说”的源头直接引向中东的南方，坚定地指向埃及文明，并且直接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第一本书不成熟，但却奠定了正确的大方向。埃及文明与犹太文化这两条主线贯穿了我的整个研究。以往的“西来说”多偏离了这条主线，多止于两河流域，所以才导致了西来说的“灭顶之灾”，以至全军覆没。第一本书由于根本没有参考旧的体系反而奇迹般地避开了这个误区。 我打算再版时保留全部的原文，谬误处写出解说即可，这样可以完全看出我的整个思路发展，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谬误就目前来看并未伤及框架的缘故。第一本书中最有价值的线索是提出了，每个大的文明板块每千年为一期的次第向外传播的规律，这表现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最后的“文明列表”中。这本书中另外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假设是，人类文明在大约2500年前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分水岭：之前是人类自由迁徙的原始浪漫时期，人类文明在远古得到过广泛充分的传播与交流；之后的国家与民族发展导致封闭格局，反迁徙因素的出现导致战争与文明交流的相对停滞。没有这个分段将无法把握人类文明总的传播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实际上将不能窥见人类早期的文明传播秘密，许多历史迷团将无法解开，“西来说”当然就不可能存在。 第二本书《向东向东，再向东》也更象是一个偶然。由于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前我需要太多的《圣经》资料作为补充，越来越多的信息向我涌来，最后我说：得，我放弃这个“补充”工作，干脆另外起一本书，整体以《圣经》为蓝本解读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过程中有了许多惊人的发现，假如说它震惊了世人的话首先它震惊了我自己，许多的发现是我事先不知道的。有人说这本书奠定了我名垂青史的地位，这个评价不一定准确，但却最能说明它对于这个体系的意义重大。它比第一本书更加“规范”地提出了我的体系框架：中国夏商周文明起源来自中东。由于考虑到中国人并不熟悉《圣经》，为大陆读者的方便我引用了大量《圣经》，并且为了让一般人感知犹太人的具体历史与一般社会形态，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圣经》在《向东》中的相对连续性，某些部分我没有多少解说也压缩精选了部分《圣经》作为过度。这样的做法不被一些读者理解，对之大加批评，名之为抄袭巧要钱。其实对于这些《圣经》片段的引用和压缩我曾经花费许多精力，根本不是象有些人说的“直接抄袭”，除非这些人手中没有《圣经》才会做这样的评论。其实，一本书厚到那样的程度对于市场是很不利的，而不是更能“赚钱”。在出版前我忍痛割爱删掉了30多页已经压缩好的《圣经》资料。对于这个反映，尤其考虑到香港读者大都手边会有《圣经》参考，我对香港的出版人说是不是考虑删削一些书中的《圣经》引文，但是他们一口回绝了，所以看来我还要继续承担“抄袭”以及“巧要钱”的美名。 第二本书就目前看也不是很成熟，主要的问题在于僵化。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犹太人身上，尽管埃及文明的继续研究也帮了些忙，但假如我继续坚持下去，将再次陷于僵局，无法把“西来说”进行到底。这个僵化的主要倾向是把人种与文化过分统一，实际上人种与文化有可能是分开传播的，不可拘泥。 第三本书《历史也疯狂》不是一个框架性的文本，是我的读书随笔与旅游散记，但这本书却是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因为生活里的一个偶然事件与西北这条中国的丝绸之路有了特殊的联系。对于西北地区历时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坚定了我的信念，开阔了我的眼界。同时，对于夏文化以及半坡文化的语言为早期腓尼基文字的肯定，是这本书以及整个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在这本书里，我开始关注到中国本土之内的古代文化实际上有明显的“东方”与“西方”概念，他们又可以表述为“北方”（西方）与“南方”（东方），它揭示了“西来说”在中国的两大主线，这个具体化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第三本书开始，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从夏甲这里开始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我的“西来说”开始精确调校方向，从一般性的中东开始向具体的国家地区瞄准。语言的关注是十分偶然的，但却是这期间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同时我开始注意到文化与人种的剥离，文字语言与人种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始得以考虑。在第三本书的最后，古典南部阿拉伯文字与甲骨文的比较是我最为兴奋的一个发现。这为第四本书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锁定红海》依然是非常仓促的。许多长久以来困惑我的问题出人意料地在这本书中被我潦草地揭开谜底，我在动笔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收获的。 在我最繁忙的一段时间，我身体也不太好，甚至遗憾地想万一我突然去世，这些工作是很难让别人继续的。现在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尽管体系紊乱、文字潦草，但整个体系需要触及的主线都已经点到，粗略看来已成体系，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的思路的来路去脉。至此我可以长舒一口气了。中国主要的宗教体系、语言、人种、神话、文学等很具体地与“西方”获得了对应联系。 这本书可能部分脱离了以往的焦点——地中海东岸，但是都是在以往的路线下才能获得的发展，也正是这个缘故，对于以往的三本书中的些微差异我不准备在再版中修改，只愿意加以说明。整个四本书展示的是真正探索的发展足迹，而不是一个正确真理的宣告。我觉得这样处理很好，不过我也需要提醒大家，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前后万一有矛盾以后一本书为准。 第四本书将“西来说”的触角锁定在红海南端的“萨巴王国”，但地中海东北角的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对于中国西北的影响通过宗教与神话的探索也越来越显著起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两个不同的古代文明地区通过海路与陆路同时进发中国东部与西部，也就是南部与北部，最后在中原地区融合构成了中国的文明底色。 心平气和地说，我的工作是一份为一个巨无霸工程初步收集资料的工作。这个定位最准确。正是认识到这个定位，我准备对第四本书不做过多修饰，以最“毛糙”的形态出版，因为这会最大程度地保留“资料”。许多信息假如按照规范的学术体例我是必须拿掉的，但是考虑到收集资料的不易与重要，我愿意放弃“学术”考虑，最大程度保存原始资料的充分，不过可以考虑在排版时做一些特别处理，以使阅读方便而可以让人接受。 糊里糊涂收集了一年多的资料，我这些字大抵属于哪个学科，或者说与哪个学科最接近？我似乎曾经问过自己。我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许多人可能认为属于历史学，有的说属于考古学，还有的说与中文系有关，仔细考察了一下我的工作实际上应该属于“文化人类学”这一中国人并不十分熟悉的学科，它的别称还应该有“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不过对于这些学科的名称不同国家地区有非常不同的理解，甚至理解上大相径庭，所以最保险的方法是认定“文化人类学”就可以了。假如还想再保险一些，直接称呼为“人类学”就更可以了。“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分析和比较人类文化，如社会结构、语言、宗教和科学技术的科学；而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人类的，包括族源研究与人类体质以及他们的地理分布、流动等，所以不难看出正是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我做的不系统不专业而已。至于上面提到的历史学或者考古学甚至汉语言学都不能囊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只能拿他们当作“文化人类学”某一方面的工具。 不过很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人类学”肯定不够发达，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不够的问题所在，这也就是中国文明源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清理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门外汉突然闯进来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个领域基本上没人，或者有人但是他们忙着做别的了，专门精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文化人类学一直缺席。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放在这里大概是比较合适的。 我收集的资料很粗糙，依然希望向整个社会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