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介part I 《憂鬱的文化政治》的跨界視野，讓憂鬱重新解放。 這裡沒有對憂鬱的定論，沒有對理論的定論，也沒有更燦爛的憂鬱，更沒有一定要走向光明未來的答案。哀悼殘存 / 持續，在拒絕結束的憂鬱裡，開啟失落的意義。 給精神病患者：愛密麗．馬汀的〈我現在宣布，你是個躁鬱症患者〉，讓精神病院的的喘息與腳步聲可以被聽見，讓田野筆記中的人告訴你他們服藥與看診的故事。 給失語的詩人：麥克思．潘斯基〈憂鬱的辯證．序〉告訴你怎麼珍惜荒蕪的話。 給運動分子：海澀．愛〈拒絕的政治〉會告訴你為什麼總有人不陽光，走不出去，不敢參加遊行。 給左派與懷疑左派的人：溫蒂．布朗的〈抗拒左派憂鬱〉，以憂鬱症作為一種政治修辭，詮釋了左派的情感結構。 給期待快樂的人：在嘆逝與追憶之外，凱莉．漢彌爾頓在〈快樂的回憶〉裡重讀了但丁的話，「最巨大的悲傷，莫過於在悲慘中回想起快樂的時光」。 給不想不分的女同志：海澀．愛〈壞毀的身分認同〉裡有最驕傲、最不堪、最不被容許、最不應該被忘記的身分記憶。 給總覺得自己理論讀得太少的人：伊芙．可索夫斯基．賽菊蔻的〈梅蘭尼．克萊茵與情感造成的差異〉，從她小時候一個無法買到的大娃娃談克萊茵，讓理論成為一種互相了解的溫柔語意。 給groupies：愛密麗．馬汀的〈躁鬱簡史〉會告訴你為什麼我們會隨著樂團吶喊。 給當代的好孩子們：這個世紀要當活潑、快樂的小朋友才能上電視，能夠開朗、大方才會推甄得上不會讓爸爸媽媽失望的學校，克里斯多夫．連恩的〈不能再靦腆了〉會告訴你害羞是怎麼不見的。 給失落的人：朱帝斯．巴特勒在〈失去之後，然後怎樣？〉從歷史的尖叫聲裡告訴你哀悼的意義。 書介part II 憂鬱（症）的討論，常溯及佛洛依德的〈憂鬱與哀悼〉，在早期的精神分析中，哀悼是對失落的摯愛，或對某種抽象體所經歷的一種「成功」的心理過程，而憂鬱症則是這種轉化的失敗；但晚近討論這些語詞，已走向非單純的個人性或精神分析脈絡，《憂鬱的文化政治》主張哀悼、憂鬱症、懷舊、哀感、創傷、沮喪，不再只是一種失敗性的病態，憂鬱（症）或憂鬱書寫，其實是政治的──「情感」不只是精神分析論述處理的內容，而是一種社會、政治、法律、美學關係的建構，同時也漸漸形成一種情感政治。 伍德堯和大衛．卡贊堅在〈哀悼殘存 / 持續〉（“Mourning Remains”）所言：「失落」是一種「理論性的虛構」，“remains”不只是一種殘留，只是剩下的、得丟掉的殘渣般的過去，哀悼歷經著歷史、文化的政治性過程，而憂鬱具有它自己的意義。 當代人類學家愛密麗．馬汀《雙極探險》其中的〈躁鬱簡史〉，將藝術品味、流行文化視為一分析對象，敘述躁狂在美國如何成為一種病癥，以及躁狂如何成為當代被擁戴的文化現象。〈躁鬱簡史〉提到了許多中文讀者所熟悉的藝術家，紀德、梵谷、馬勒、普拉絲……在1980年代以後，他們因為憂鬱與躁狂而被認證為更「真誠」、「真實」的藝術家──憂鬱症的建構與行銷並不只建立在藥廠與醫院的消費關係，在一個躁狂歷史脈絡中，憂鬱被戴上花冠，輕躁狂是最受享譽的成功人格，這讓人看不清憂鬱所帶來的難捱與苦痛。 而愛密麗．馬汀在她的另一篇文章〈我現在宣布，你是個躁鬱症患者〉中，做了令人敬佩與感動的田野，她記錄了精神病院中的八個故事，所謂的譫妄、躁狂、情緒週期、思考障礙……等等病徵，是怎麼真實地發生在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她批判性地讓讀者知道「病」是怎麼被宣稱、運作。而文中提到的藥物，全部都是台灣的藥單上看得見的，這份田野的中文化非常重要，它提供了病例書寫的中文視野，更拓寬了服用這些藥物的在地讀者能夠說出自己感受的可能性。 引爆在地的閱讀意義一直是《憂鬱的文化政治》的初衷。克里斯多夫．連恩的〈不能再靦腆了〉收於他的《害羞》一書，除了甫發行的英文版，在三、四年內間已譯有日文、韓文、法文等不同版本。希望連恩的作品第一次的中文化，能夠讓台灣很少被討論的「害羞」爭取一些發言空間。文中論述的是「害羞」、「靦腆」等詞彙所形容的人格特質，漸漸地在1980年代成為了一種需要被定名與治療的疾病。扭捏、內向、古怪、拘謹等等與害羞相關的氣質，漸漸成為了「社交恐懼症」、「逃避型人格障礙」等等病徵。「害羞」的修辭內涵與其所指徹底的轉化了，面對「社交焦慮」的疾病與威脅，只能夠「不再靦腆」。 盡力想讓「憂鬱」能展現出最大張力，《憂鬱的文化政治》選譯了溫蒂．布朗的〈抗拒左派憂鬱〉，布朗以「憂鬱症」作為一種政治修辭，她所批評的左派，總眷戀著過去，總凝視著過往的政治依附，不願意卸下悲傷，也不憧憬復元，於是自戀 / 戀物的憂鬱症結構，讓政治只能朝向一種永遠失落的哀痛；抱緊過去的耽溺慾望，超越了任何現今對於政治動員、結盟，或是轉變的投資的可能性。 當代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朱帝斯．巴特勒，她在〈失去之後，然後怎樣？〉一文，鄭重地面對憂鬱，以哀悼的特殊位置，回應了「時間」與「歷史」的複雜性，她認為正是在「失去」裡，銘刻了所受的磨難、暴力、汙名，而早期精神分析中「癱瘓業已麻木」的狀態，其實正賦予了歷史的新的創造性，哀悼可以賦予主體戰鬥力、能動性。哀悼的暴露與「由內翻外」，正是她「然後怎樣？」的問題，哀悼的「時間」、「歷史」，就是身體性地、肉體地與物質相遇的政治。 《憂鬱的文化政治》透過麥克思．潘斯基在〈憂鬱的辯證．序〉試圖延伸對憂鬱書寫的關注，在台灣已經擁有了中文化的傅柯關於「自反性語言」的思想資源，提供了許多關於沈默、空白的話語的政治，而克里斯德瓦的《黑太陽》可以說是做了一種失語的重要標誌，她試著將語言的解構與作者的情感狀態做出連結，《黑太陽》裡誠懇的告訴讀者，書寫憂鬱的意義，正是因為遭受憂鬱折磨的人所書寫的每一個文字都是來自憂鬱──而麥克思．潘斯基接著說，這是「以書寫填滿了『蒼白的倦怠』，那空白的一頁」。麥克思．潘斯基藉班雅明對歷史主義者的批判，對憂鬱書寫作出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正是憂鬱書寫可以抵抗這收編的歷史體系，而「那空白的一頁」就是憂鬱書寫。凱莉．漢彌爾頓在〈快樂的回憶〉一文裡圍繞著雷納多．阿里納斯的自傳《在夜幕降臨前》展開分析，她強調了「快樂」在政治中如何地得來不易，更告訴讀者書寫「快樂」背後的重要與艱難。「快樂的政治」絕非是企圖擦拭掉壓迫與悲傷的記憶，也不是要把所有的事都看成快樂，更不可能是對悲傷與憂鬱的「超克」或是「放手」。〈憂鬱的辯證．序〉與〈快樂的回憶〉分別回應了中文語境裡對「失語」的寫作語言狀態的認知，以及對文學史中「嘆逝」的追憶傳統，企圖讓文學中的憂鬱能夠更深的問題化。 瑞克里芙．霍爾的《寂寞之井》在英語世界有著曖昧性的崇高地位，它既是最被廣泛閱讀的同志文本，同時也是讓拉子困擾、憎恨的作品。書中主角史蒂芬太過時、太逕渭分明的陽剛認同，在訴求流動、進步、拋下悲情的當代論述中，實在太不政治正確，並且滿溢的絕望、自恨，讓理論家們想要從中找正面的可能性都無法辦到。在〈壞毀的身分認同〉裡，海澀．愛認為史蒂芬之所以受爭議，正因為她受苦、自厭、愛的挫敗與絕望，都恰恰為近代同志形象的相反典型，她批判性認為越是閃避、跳躍、轉化甚至是誤讀史蒂芬的困境，反而越顯示出造就同志困境的社會規範的有效性；但正是要回頭看待自身的厭惡、羞慚又難以切割的拉鋸，才有可能接納並且開始處理酷兒歷史的艱難性。〈拒絕的政治〉裡，海澀．愛延續了她的關懷，把命題放在美國酷兒運動裡常被拒絕、抹拭的壞情感。她認為情感裡不論好的與壞的，兩者都構成了運動的可能；她追認這些沮喪、不正確的情感，試圖為這幾乎是羞恥的秘密的長遠歷史作些辯護。雖然這些壞情感看似根本就是對行動無益，更甚者就任何傳統意義上的能動性而言，它們會使得那些如此感受的人喪失資格。但海澀．愛的訴求，正是期待一種政治能動性的視野，而它所處理的政治性，是可以將所經歷的壞情感，納入希望修復的傷害之中；因為，能夠認可這些苦難的存在，並藉此發展出的相關論述，才是能夠處理酷兒經驗的運動。 當代酷兒與女性主義運動中重要的推動者伊芙．可索夫斯基．賽菊蔻，在逝世前完成了〈梅蘭尼．克萊茵與情感造成的差異〉，她在罹患乳癌多年後，想到了從年幼時就經常幻想能夠抱著的、卻一直沒能買到的大娃娃，並且以這個大娃娃替克萊茵的理論做了一個巧妙、溫暖而厚實的譬喻。賽菊蔻從情感層面來理解理論，直接靠近讀者的真實人生，在「抑鬱型位態」的概念中，她看見「憂鬱」能動性與創造力的可能，在「妄想型—分裂型位態」中，她充滿同理心地試圖解釋1980、90年代初期面對愛滋恐懼時，酷兒理論所衍發出來的動能，及其後續發展的疲態及限制，她的文字並不是為了批判運動路線的正確與否，更像是期盼著讓參與運動的人可以減少一些生活中的困頓與煎熬。在這篇文章中讀到的是賽菊寇理解理論的溫暖、寬大的大格局，雖然她小時候沒有買到合意的大娃娃，但閱讀她的文字，正如抱著一個她給讀者的大娃娃。 希望《憂鬱的文化政治》也會是讀者手中的棉花糖與大娃娃，希望在這本書的盡頭，不論是不是藥效的副作用，不論酒精與政治正確的比例，不論我們的身體毀壞與不宜人居的程度，我們都可以靠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