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 （2000年4月在北京大学） 早就听说，20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 何谓“革命性”？日常用法指“反传统”。据说这三位所谓后现代先知推翻了西方的传统价值，代之以新的伦理和生命方向。姑且不究这些流俗说法是否恰切，仅就这种革命性的深刻程度和实际影响而言，弗洛伊德等都无法望尼采项背。马克思尽管引发了诸多社会革命，仍然在两个方面不及尼采。 林毓生：韦伯论儒家思想的评析 （1999年5月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现在大家都知道韦伯是社会学家了，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他的最初训练是历史，但是他这个历史也不是普通的历史，当然韦伯就是韦伯了，很难用什么符号来表示。他受的基本训练是史学的训练，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罗马经济史方面的东西，但是他的关杯不是一个普通性的一般意义的历史的关杯…… 汪丁丁：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 （2000年春在北京大学） 我曾经以康德的话表述过“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对立。但是在知识动力学的框架里，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对立被理解为一种张力，一种赋予了传统以生命力量的内在冲突。事实上，信仰召唤着知识，知识论证着信仰。 成中英：诠释转向与本体回归 （1999年在北京大学） 刘大为：预设：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 （2000年5月在华东师范大学） 陈思和：我们的抽屉――当代文学史的“潜在写作” （2000年5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想写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的抽屉是空的》。她大概是想说，真正优秀的作家的写作是听从良知召唤的，即使环境不允许他发表作品，他也会写出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放在自己抽屉里，静静等待命运再次对他发出召唤。――倡我们的文学史上却没有这样的作家。 李欧梵：上海与香港：双城记的文化意义 （2000年6月在上海师范大学） 陈平原：反思“文学史” （2000年3月在北京大学） 所谓反思“文学史”，不是指具体作家作品的抑扬褒贬，而是思考整个学科的来龙去脉。将“文学史”围起到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上来考察，理解其得失与成败，对今日中国学界来说，不无裨益；而对于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来说，更是必不可少。 吴晓东：鲁迅的“原点” （2000年3月在“21世纪中国、日本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 川合康三：无常观――日中文学比较之一端 （1999年在北京大学） 格非：列夫・托尔斯泰与《安娜・卡列尼娜》 （2000年1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 Peter J.Ucko：从世界性联系看考古学解释 （2000年春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新闻发布会上的报告 （2000年11月在北京“夏商周断代工程”新闻发布会） 俞伟超：中国古代文化的离合及其启示 （1999年秋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中国古代文化的分离与聚合以离合情况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诸多人文学科都应当研究的课题。今天，我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一点法。 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 （2000年度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讲演） 陈启云：文化传统与现代认知：历史主义诠释 （2000年春在清华大学） 牛大勇：跨越文化鸿沟：现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特点和前景 （2000年8月在“文明对话：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国际研讨会） 厉以宁：关于教育产业的几个问题 （于2000年8月在广州） 林毅夫：展望新千年的中国经济 （1999年在上海“财富论坛”） 杨紫炬：中国立法的现状和展望 （2000年4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律师会） 贺卫方：关于法治与法学研究 （2000年在北京大学） 朱维铮：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 （2000年12月在上海财经大学）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 （2000年6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 关于知识岔子的研究在今天的中国仍然还只是一个开始，那将是一个没有句号的探讨。知识分子永远最不安分的，总不是愿被某个固定的模式禁锢，即使他们已被定位在社会体制的某一个环节上，仍然没有安身立命之感，总是要不断地寻求着突破与更合理的归宿。在灵魂深处，他们总是漂浮的，自由地漂浮着。传统知识分子死亡了，但知识分子的精神却是不死的，只要这种自由的、批判的、超越的精神不死，知识分子就将获得永恒，尽管其存在方式会一代一代地发生蜕变。 张汝伦：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 （2000年11月在鹿鸣书店和榕树下网站举起办的学术研讨会） 许苏民：新千年到来之际的反思 （1999年12月在华中师范大学） “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也是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热点，参加这一讨论的有文、史、哲等各学科的学者，争论得十分激烈，甚至有游离于学理之外、有点像揭人隐私式的互相攻击指责和冷嘲热讽，真让人感到有的人似乎不大像是学者。但我仍然认为，不同观点的分岐乃至于相互指责，根本上还是一个知识素养或学术素养的问题，是由于没有从学理上把问题讲清楚。 赵园：经由学术读知识人的命运 （2000年11月在复旦大学） 龙应台：百年思索 （1999年5月在台湾大学法学院）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于：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