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诗歌界群星难璨，有人称普希金为“俄国文学之父”，俄罗斯民族诗歌的“太阳”，也有人把阿赫玛托娃比作俄罗斯诗歌的“圣母”和“月亮”。他们都被视为俄罗斯之象征，然而他们的风格却是很难被模仿的。正如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谈及阿赫玛托娃的独创性时所说，模仿阿氏的后继者数不胜数，到头来没有一个人像阿赫玛托娃，倒是模仿者们彼此都极其相似。 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崇高”而有“节制”，她的语言“高贵”而又“纯真”。总之，她的诗歌成就是许多人所难以企及的，她的坎坷命运也是常人所难以承受的。 她与列宁格勒的几位年轻人的“忘年交”被传为佳话。他们是：安纳托利・耐曼（本书作者）、约瑟夫・布罗茨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米特里・鲍贝舍夫、叶甫盖尼・赖恩。他们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自称为四“兄弟”，曾被阿赫玛托娃称为“魔幻合唱队”，而在阿赫玛托娃去世后（虽在此之前他们已解体），自认为是“安娜・阿赫玛托娃的遗孤”。他们中的安纳托利・耐曼（1936年生）――本书作者，诗人兼诗歌翻译家，是第一个与阿赫玛托娃相识的。从1962年底起，他开始担任阿赫玛托娃的文学秘书。1989年他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纪事》首先刊登在《新世界》杂志（1―3期）上，尔后出了单行本（第一版，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二版，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1999年）。本书第一版问世时成绩斐然：五万册的发行量很快就销售一空，随即又被译成多种语言，在英、美、德、法等国出版。人们首先是将此书视为回忆录，因为书中不仅描写了阿赫玛托娃晚年的生活（耐曼是其目击者），而且还涉及她整个一生，即阿赫玛托娃提及、回忆和讲述的生活。此后，耐曼书中有关阿赫玛托娃的片断，及其关于“白银时代”、俄罗斯诗歌等的见解和评价，甚至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到别人的回忆录里。 我们译介给中国读者的是此书的第二版。在这个版本里作者作了某些重要的删改，如删去了第一版中的某些“附录”，增加了作者最新的阿赫玛托娃研究文章，书中精选的照片不少是首次发表。两版之间相隔十年。在此期间安纳托利・耐曼还出版了另外两部散文作品：《诗歌与谬误》、《可耻的世代，光荣的结局》，它们与《安娜・阿赫玛托娃纪事》一起构成独特的三部曲（除此之外，耐曼还在美国出版了他的两部原创诗集）。如果把这三部作品视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那么不难发现，“它们描绘了一个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世界一一这就是忘却和歪曲”。处于实际情况在其产生之时就被歪曲的情况下，耐曼的书里要“恢复真相”。重要的与其说是靠记忆，还不如说是靠艺术，首先是靠诗歌。因此，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此书重要的优点之一在于，“这是一部诗人写诗人的书，即是一位能理解诗歌高于传记的个性所写的书。” 有必要就“译事”说几句。去年的一天，华文出版社胡性慧女士请我看一看安纳托利・耐曼的《阿赫玛托娃纪事》是否值得译介给中国读者。我大致测览了一下，便被此书丰富的内容所吸引。听了多方面的意见后，出版社决定翻译出版此书。由于我们当初只看重了布罗茨基对此书的褒语，而没在意他对此书的“微辞”，真正投入到翻译之中才感到此书诗歌引文遍布，多种外语混杂。不仅如此，从遣词造句到行文风格，尤其是“艰涩的长句”（布罗茨基语），着实让人苦不堪言。“为伊（译）消得人憔悴”，正是我们饱尝翻译甘苦的真实写照。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南正云教授在不少疑难问题上给予我们的指教。在我的学友唐逸红因赴俄访学未来得及结束部分任务时，北师大博士生季明举和硕士生严伟民承担了本书最后一部分的翻译工作，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书中所参考的原诗译文，和所使用的国内出版的有关书刊上不少先生的译文（恕不―一列举）、均在此处特作说明，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华文出版社、胡性慧夫妇。在译书过程中，我遇搬家之累，他们不仅在出版方面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还对我的“安居工程”鼎力相助。“出版家”的风度和“朋友”的挚情，令人钦佩和感动。 本书涉猎面较广，所以译文中难免有不妥之处与疏漏之处，敬请方家、读者指正。 夏忠宪 2001年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