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共认，儒家思想及其道德体系的意义是20世纪文化论争的核心性问题。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表明，现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对社会改革的排斥，也并不主要基于民族精神或文化认同的要求，而更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破坏的关注和对儒家德性伦理普遍价值的认知。 正因为儒学的价值世界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传统社会的巨变而消失为无，也因此，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而社会每处于道德危机时对传统价值的呼声愈高。所以辛亥以后，不仅有康有为等坚持孔学的价值，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有梁漱溟这样要为孔子作发挥的人。40年代贺麟对儒家礼教和三纲五常的诠释和张扬，在“五四”时代是很难想象的，而冯友兰不仅在40年代对“中体西用”作了新诠释，在50年代依然坚持主张“抽象继承”的意义。尤当指出，近年来王元化历经深思熟虑，在深刻检讨文化激进主义的同时，肯定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民族精神确实可以继承，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家的真正本色。 有关儒家价值体系的争议一直是文化论争的中心之一。不仅“五四”前后是如此，80年代“文化热”的中心课题依然是如此。而理解这一现象，现有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模式，无论是“革新与复古”、“启蒙与救亡”、“激进与保守”都尚未能恰当地应用于20世纪的儒学论争，对理解20世纪儒学论争的深刻根源多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文化认同”或“文化心理结构”的提法注重文化心理而忽略了客观性的社会需求。事实上，如果仔细体察20世纪处于弱势而始终不屈的维护儒学价值的呼声，便可理解，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每处于焦点话题乃是理有必然的，其必然性植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因此，20世纪历程中儒学价值的不断被肯定，本质上并不是所谓后殖民话语在中国的一种表现，更不是什么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话语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肯定，而是理论上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肯认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治疗，是对价值理性和精神文明深切关怀的表达，对理想人生与理想人格锲而不合的追求的体现。在中国还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要求，同时也是对启蒙叙事的道德的人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