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取名于余英时先生作为美国汉代研究文化团团长写成的同名总结报告，收入了访问活动与讨论日记，以及与主题相关的一篇专论。

马克•布洛克是20世纪极为重要的史学大师，作为大师一生治史经验的结晶，本书从历史审美的角度着眼，为历史研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提醒世人注重求真的同时，也要悉心保存历史的诗意；在对历史进行体悟的同时，要善于从历史遗迹找寻历史的脉络，注重培养历史学家的想象力，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力求通古今之变，提升历史研究的境界。

记忆在社会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对历史编纂的基本形式产生过巨大影响。不过记忆转化为历史的过程却颇为不易。本书收入《过去／现在》、《古代／现代》、《记忆》、《历史》四篇专题论文，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反思历史学，深入探讨人类经过的“客观的”历史——或日人类创造的或日奴役人类的“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对史学与记忆进行思考与解释，体现出为了探究真相所需要的深邃的和反思的精神，证明了历史是一门科学。它具备一切科学的特征和一切专业的特征。这对我们关注史学前沿最新动向具有借鉴意义，有利于中国史学充分借鉴西方最新学术路径。

196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学遭遇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学的求真功能受到质疑。 历史究竟是应该用来激发族裔文化自豪、自信还是应该传授有关往昔的客观事实？历史必须一再重写以消除种族与性别的成见，还是应该超越当今混乱的政治社会议论之上？传授一贯的国家历史是民主政治必须的吗？ 面对一连串问题，本书通过对“历史真相”问题的重新思考，正面回应了这些危机。作者考察的并不仅是美国史学史，“而是把史学史、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社会变迁结合起来”，既肯定了历史学的求真功能，又没有否定一部国家历史的必要。在此基础上，作者重新构建了历史学的根基，并提出了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的具体设想。 本书在当代国际史学理论界享有盛誉，曾被广泛用作历史学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史学研究经验谈》首篇与《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探索——克鲁格奖获奖致辞》为一组，读者可就其大致了解余先生治史著述的珍贵心得。《“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则分别于中、西两种背景下梳理人文研究之流变，探讨新时期中国人文研究的前景。其后的四篇序文：《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序》、《(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序》、《“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中译本代序》、《(天禄论丛——北美东亚图书馆员文集)序》一则可与前文“经验谈”互为参照，二则国内读者对海外汉学界近年的发展所知不多，这组文章正可展现其某些面貌。最后的《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悼亡友张光直》、《追忆与唐长孺先生的一次会谈》两文，以及前面提及的为倪德卫、陈方正、田浩的著作所撰序言，反映了余先生的学术交游和看重情谊的一个侧面，可作为了解其治学经历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