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弥儿，或论教育》，系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重要著作。此书写于1757年，1762年第一次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此书出版时，轰动了整个法国和西欧一些资产阶级国家，影响巨大。这部书不仅是卢梭论述资产阶级教育的专著，而且是他阐发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名著。 继十六、十七世纪荷兰和英国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十八世纪的西欧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发展壮大，封建社会行将崩溃，更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时期。这种情况在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法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这句骄横的名言，就反映了这种专权状况。封建贵族和僧侣们凭借封建王权和神权对第三等级施加沉重的压迫，使整个第三等级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完全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在经济上，封建贵族和僧侣们拥有大量的土地，控制着财政税收大权，残酷剥削和掠夺第三等级，特别是广大工农劳苦大众。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日益扩大，使它再也不能容忍那种无权状况了。反对封建压迫，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成了第三等级的共同要求。卢梭和其他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正是反映了这一要求。《爱弥儿》一书则是卢梭通过对他所假设的教育对象爱弥儿的教育，来反对封建教育制度，阐述他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卢梭的教育思想是从他的自然哲学观点出发的。按照这种观点，他认为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受着这一天赋的权利，只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之后，才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特权和奴役现象，从而使人失掉了自己的本性。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他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育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新人”。在爱弥儿身上，卢梭就倾注了培育这种“新人”的理想。 卢梭的所谓自然教育，就是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听任人的身心的自由发展。因此，他认为，这种教育的手段就是生活和实践，让孩子从生活和实践的切身体验中，通过感官的感受去获得他所需要的知识。他主张采用实物教学和直观教学的方法，反对抽象的死啃书本。卢梭提倡的这种自然教育，在当时学校附属于教会、以宗教信条束缚儿童的个性发展的情况下，应该说是具有反封建的革命进步意义的，他所渴求的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上也是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他所主张的实物教学和直观教学的方法，尽管十分简单，然而也有某些借鉴作用。但是，卢梭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自然神论者”，他所主张的从儿童的个人爱好和兴趣出发进行教育的“儿童中心论”，他所片面强调的要让儿童从个人活动中求得知识，轻视对儿童进行系统的人类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都为后来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开了方便之门。 与自然教育密切相联的，卢梭还主张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使之学会谋生的手段，不去过那种依高官厚禄的寄生生活，不受权贵的奴役，自由自在地享受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人人平等，互助互爱。卢梭认为，只有经过这些教育，才能使儿童的心灵免受封建宗教偏见的扼杀，及早地养成支配自己的自由和体力的能力，保持自然的习惯。待他长到成年时，他就会善于选择一个良好的制度，在没有奴役的情况下，经营一小块土地或一个作坊，谋求自己的幸福。卢梭的这些教育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专制教育和宗教教规无疑是有力的批判，对于启发第三等级特别是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具有相当大的鼓舞力量。但是，这些教育充其量不过是培养一个自发的小资产者。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卢梭也是这样，尽管他的教育思想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当时起过反封建的进步作用，但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自己的阶级局限性，他不懂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因而也不懂得自人类划分为阶级以来，教育始终是带有阶级性的，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工具。正因如此，他的自然教育理论后来为不少垄断资产阶级教育家所利用，他们把资产阶级教育鼓吹为“超阶级”、“超政治”的东西，为帝国主义欺骗劳动人民效劳。 本书共分五卷。卢梭根据儿童的年龄提出了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进行教育的原则、内容和方法。在第一卷中，着重论述对两岁以前的婴儿如何进行体育教育，使儿童能自然发展。在第二卷中，他认为两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在智力方面还处于睡眠时期，缺乏思维能力，因此主张对这一时期的儿童进行感官教育。在第三卷中，他认为十二至十五岁的少年由于通过感官的感受，已经具有一些经验，所以主要论述对他们的智育教育。在第四卷中，他认为十五至二十岁的青年开始进入社会，所以主要论述对他们的德育教育。在第五卷中，他认为男女青年由于自然发展的需要，所以主要论述对女子的教育以及男女青年的爱情教育。卢梭提出的按年龄特征分阶段进行教育的思想，在教育史上无疑是个重大的进步。 自由人的教育 原序（节译） 第一卷 婴儿期（0-2岁） 一、教育的意义 二、自然的教育者 三、爱弥儿和他的导师 四、教育的开始 五、生命力的表达 六、语言的开始 第二卷 儿童期（2-12岁） 一、婴儿期的结束 二、童年的快乐 三、需要的法则 四、消极教育（I）：没有道德教育 五、消极教育（Ⅱ）：没有知识教育 六、身体训练 七、感觉训练 八、12岁的爱弥儿 第三卷 少年期（12-15岁） 一、童年的第三期 二、爱弥儿的科学研究 三、有用原则 四、鲁宾逊的游戏 五、职业的选择 六、15岁的爱弥儿 第四卷 青年期（15-20岁） 一、16岁的爱弥儿 二、18岁的爱弥儿：博爱的年龄 三、20岁的爱弥儿：爱的年龄 第五卷 婚姻 一、青年的最后阶段 二、女子的教育 三、10岁之前的女子教育 四、10岁以后的教育 五、苏菲 六、爱弥儿和苏菲 七、游历中的爱弥儿 八、爱弥儿和苏菲的婚姻 附录 1.卢梭的童年——摘自《忏悔录》（第一、二部） 2.《波兰政府论·教育章》（1773） 3.茱莉如何教育她的孩子——《新爱洛漪丝》第五卷·第三封信

本书最重的要的主题，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批判。这一运动，已经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误入歧途。更糟的是，人们虽我在这一运动发足之际对这害虫般嘲弄，却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系统的批判。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是对这一运动全面神视的开始。 薛涌虽然去国十年，其文章却清通易懂，没有多少“洋气”；而且薛涌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其思路爱在带有“方向性”的地方环绕，也就是说，他总是力图给其论述的问题找出健康发展的空间。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吃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亏已经太多太多。薛涌最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两本新书《谁的大学》《炫耀的足球》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学者的功力也就体现在这些篇幅不长却很睿智的文章上了。 不妨先看一下《谁的大学》一书中的部分标题：“大学意味着什么？”“我们要什么样的大学？”“21世纪的大学向何处去？”“高等教育的重点在何处？”“计划经济办不出一流大学”。这些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思路，在那些忙于“抓紧”、“建设”、“提高”、“考核”、“评审”、“验收”的教育官员、大学校长、专家学者那里，可曾看到？如果只会在给定的、陈旧的、并无活力的框架里疲于奔命地“抓紧”、“加强”，不就是在为“南辕北辙”现身说法吗？那些堆积如山的教育理论、规划、书籍、论文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辟不出教育健康发展的路径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明知此路实为“南辕北辙”，可因这“辙”里有自己巨大的既得利益，就振振有词地论证其“合理性”，符合“国情”，就更没劲了。 北大精神为什么“破产”？美国教育为什么是“没有基准的优异”？先后就读于中美名校的经历使薛涌准确地找出了二者之间在办学方向、办学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前者犹如筛子，从幼儿园筛到博士，不停地制造着“失败者”，少数“成功者”也难免中看不中用；后者犹如春风雨露，帮助学生自己在大地上扎下根须，吸取营养，老师的作用就是启发、引导而绝非灌输。这种差异必然使前者的路越走越窄——大学失去普世性、超越性，水平每况愈下，问题层出不穷，无法自我更新；后者的路则越走越宽——大学不仅使学生“在万变不息的世界上闯荡时，有一种内在的资源”，而且大学本身就是社会创新性思维的来源，开创性研究的核心，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起到了引领和价值尺度的作用。 “方向”明确之后，薛涌还有很强的“建设性”，即实现方向的“路”应该怎么走。在这方面，薛涌一点不含糊——我们要像美国那样建设大学的多元格局，鼓励私立大学，引入市场机制。由于过去的体制，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在市场竞争中无疑有不公正的垄断优势。我们需要做的，是削减这样的优势，而不是通过国家拨款扩大这样的优势。国家给这些大学的直接拨款应该停止，实行教育券改革，把钱通过贷款交给受教育者，让手里有钱的学生自己选择把教育资源给哪个学校。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应该分解，使其规模缩小，和私立大学接近。这样，各种各样的大学，就会在一个相对接近的水平和规模上展开竞争，优胜劣汰。那些在教育上最有创意的大学，才有可能最终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流大学”——如此一席话，不知可会让那些吃教育、喝教育的“寻租者”心惊肉跳？ 如果说中国教育的误区是在“精英”，中国足球的误区就在“炫耀”——“足球本是穷人的运动，看看贝利的成长就知道”，可中国的足球却是地地道道的“豪门盛宴”：足球职业化十一年来，已烧掉了数百亿元，换来的却是空空的看台和屡战屡败的“成绩”，再加上假、赌、黑和足坛内部的纷争，中国“第一运动”给人的感觉的确很糟。 出路在哪里？薛涌当仁不让——“未来的中国职业足球，一定要接受过去十年的教训，从低起步，控制成本，运动员拿一般老百姓的薪水，使足球能赚足球的钱。一旦中国足球在世界露了脸，国内职业足球起步，俱乐部自负盈亏，中国足球就上路了。 “我相信，这一‘薛涌计划’比任何现有的计划都更有前途，球迷们可以自己比比看。关键是要触犯足坛的既得利益，让草包们失业！但十年后，真正的职业足球会在中国立足、赚钱。那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向国家提出：每年以10％的速度，削减足球经费。二十年后，足协不向社会要一分钱，相反，中国职业足球将是体育和娱乐界的纳税大户。每年为社会贡献上亿元人民币的税收，就像美国的职业三大赛那样。” 多好的前景啊，“可惜”还要再等二十年，而我们这里有的只是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大梦，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等等。所以无论是教育还是足球，薛涌那充满拳拳之心的意见往往“根本没人爱听”。薛涌也知道这一点，他在《谁的大学》后记中不无沉重地说——“我知道中国的‘国情’，也知道中国的教育界不可能在短期内接受我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我在此郑重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二十年后会成为笑柄，而且那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十年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职业足球，只追求投入，不注重产出，教育成本飞涨，教育水平下降。 “大学教育券的问题，迟早要提出来；人们也迟早还会再来读一读这本《谁的大学》。但愿到那时候，我们花的‘学费’不会过于惊人。” 作为与社会息息相关的我们，也最好不要等到二十年后才承认：薛涌确实有一道睿智的目光。

本书是作者应马德里大学生联合会邀请所作的关于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的讲演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该书紧扣西班牙乃至欧洲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展开，以其犀利的笔锋，剖析了欧洲大学的弊端，进而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独特的改革思路。

《我是一支爱写作的铅笔》童书作家山姆·史沃普在美国纽约皇后区的一所小学开办写作工作坊，教小学三年级的孩子们写作。这是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这个班级里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28位小朋友来自21个不同国家，说着11种不同的母语！ 史沃普老师陪伴着这群多元肤色、精力旺盛的孩子从三年级成长到五年级，为他们精心设计了各种教学计划：带他们到博物馆看盒子展，再让他们制作盒子，创作一本诉说盒子故事的“盒中书”；让他们把身体的轮廓画成一座小岛，写出自己的小岛故事；带他们到中央公园各自认养一棵树，观察树的变化，并写信给它……他耐心地诱导他们写出一个个故事，看着他们的才能开花、结果。 在史沃普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手里的铅笔成为开启写作魔法的钥匙——原来只要用对方法，点燃孩子的创作热情，他们就都拥有独特且令人期待的天赋与才能。 在《我是一支爱写作的铅笔》里，孩子们不是在学习写作，而是在享受写作的快乐！

《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是民间第一次对小学语文教材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题性梳理，从母爱这个特定视角来审视我们的教材品质，同时也彰显了来自教育第一线的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力量。 这为教师如何使用教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教材并非不容置疑，教学也绝非教材全面合理化的过程。在课堂上，师生需要更多真实的、开放的对话。这就需要教师以平等的眼光来对待教材，以专业的眼光来审视教材，以敞亮的心态来对待孩子的困惑和疑问。而这也恰恰是诸多课堂存在问题的关键所在。

素质教育是逻辑不通的昏话 高校扩招是通吃社会各阶层的障眼法 独子政策是高考热无法降温的根源 令全社会马首是瞻的官员高学历 过度复习是摧毁创造力的利器 情商对常人重于智商 意志力的缺乏是当代社会的精神癌变 科技史是打通文理的金桥 行政化与单一化是孪生兄弟 《吾国教育病理》一反时下不涉病灶、不究病理，治标不治本的教育论述，从诸多视角，说出惊世骇俗的道理，直指中国教育的病因，直陈其解决之道，言辞犀利，一针见血，穷根问底，论据详实。既呈现了对教育病理的追问，也体现了对当下国情的关怀。 其姊妹篇《科场现形记》则从教育领域中你能想到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你想象不到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