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曾用一年时间，为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讲授中华文化史，课程整理出版后在两岸大受欢迎。2012年，这部中华文化史由余先生全新增订并题名为《北大授课》。 全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北大学生、台大学生与余秋雨先生之间迅如雷电的“闪问”、“闪答”，涉及当代社会大量艰涩的话题。一来 一往之间，干脆、痛快、幽默，充满阅读愉悦。后半部分，则为扎实的四十七堂文化史课程，书中保留课堂讨论的形式，将师生之间对中华文化的思考与对话原貌呈现，既可聆听中华文化的源远流脉，亦能在不同思维方式的精彩碰撞中感受中华文化绵延新生的魅力。 这是一场回溯中华文化的激荡之旅，也是一场诚挚有趣的智慧对谈。正如余秋雨先生在自序中所说，文化可以滋润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润文化。中华文化的前途，就看有多少年轻而又美好的生命来滋润它。 ●“一门好的课程，是生命与生命的碰撞。”（余秋雨） ●轰动海峡两岸、三年畅销百万册。马英九巡视台北书市首购之书。 余秋雨心中唯一中华文化史定本。 全新增订，珍藏首选。 ●走进北大，跟随余秋雨，开始激荡人心的中华文化之旅。 最才思敏捷的课堂讨论，最诚恳的生命应答，最难以忘怀的47堂课。 愿你的心中也永远有这样一个教室，有所热爱、有所思考、有所感悟。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讲述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他们是未名湖中的浮萍，无处可栖，漂浮在水中。而他们仍在碧绿地生长，他们努力在随波逐流中把握自己的方向，并开出美丽的小花。

本书的独特性在于，作者不是一般性地谈论一所声名显赫的大学，而是深入到个人经历的矿脉之中，去寻找最珍贵的化石。 因其鲜明的个人性，本书展示了一幅幅撼人心魄的画卷；既有对伟大事件的目击，也有对一已之私的挖掘；既有对精神世界的穷根究底，也有对儿女之情的沉吟回味。 在此，沉静者讲述了他们的骚动，世故者目睹了自己的死亡。

陈平原并非“全北大”（在北大完成本科、硕士、博士的全部课程），且有在乡下作“孩子王”的经历，他对“我们北大”尚未到心迷神醉的地步。与张中行不同，《负暄琐话》对老北大的佚文趣事讲述颇多，但好玩的不一定是真的。而《老北大的故事》则以扎实的现代学术与教育关联史研究见长。虽也写老北大佚事，但却不沉湎于此，而是以学术史的视界，关注“故事”后面的思想史线索。“校庆之改期、传统之诠释、校长的遴选、纪念册的编纂等，其内在涵义，绝非区区学校围墙所能限制。” 　　 　　　 当年《老北大的故事》的问世引起了出版商们纷纷效仿，全国各大名校一夜之间都有整本的故事出台，足以说明这个话题的号召力。

在望得见皇城的地方念书，形成何种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经取消，高高耸立的皇宫，依然是某种文化符号。每天阅读此符号，不可能完全熟视无睹。或者欣赏，或者厌恶，但有一点，皇宫所包含的“政治”、“权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阅读者。北大师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无这种心理积淀。每回学生示威游行，都要在天安门前演讲，当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宽敞。进入民国以后，“天安门”作为政治符号，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更因其具有某种开放性，兼有“公共空间”与“权力象征”的双重意义，成为政府与民间共同注目的焦点。从北大民主广场到天安门城楼，这距离未免太近了。当初清政府筹建京师大学堂时，若把校址设在山清水秀、远离权力中心的郊区，学生们的政治意识是否会有所减弱，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北大学生自认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种信念之确立，早在五四运动以前。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北大学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在这“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汉宋太学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往往有政党的直接领导，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所谓太学传统，主要取其政治意识；至于实际运作，早已斗转星移。 将学校作为党争的基地，其间利弊得失，黄宗羲、章太炎的意见截然相反，值得三思。这里不想详细讨论学潮的功过，而是借政府对待学潮的态度，窥探现代中国政治的演进。借用谢兴尧的话来说，便是“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红楼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争到了马上选派出国留学的权利。此后，读书人地位急剧下降，政府态度也日益强硬。1919年的五四运动，只是以火烧赵家楼的罪名，把若干学生抓起来，可见政府对舆论尚有忌讳。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那可就是公开的屠杀了。周作人将后两个事件，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识阶级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与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惨遭杀害为标志，政府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以极端手段解决学潮（《红楼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