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0604》值得关注的篇目有《俄藏黑水城绘画与我的西夏情缘》，上世纪初，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在额济纳河黑水城遗址发掘出湮灭了七个世纪之久的西夏宝藏，震惊世界。这一大批文物构成研究西夏文明的宝库，其中的绘画作品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西夏历史画卷重现于世人面前。（注：对西夏历史的研究和发掘时目前国内外历史界和考古界的一大热点） 本文作者吴焕宇先生，在圣彼德堡冬宫博物馆看到这批艺术珍品后，便着手临摹，以期国人能目睹西夏文化的璀璨魅力。 当年中国王爷用几十杆快枪换走的大笔国宝，如今只能由一位老人用自己的画笔，使久违的俄藏黑水城绘画珍品返回故里。本辑《读库》特彩印了十三幅吴先生几可乱真的临摹作品，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目录 耿谆的家与国 张 钧 “天地之大德曰生” 张謇和大生集团的命运 傅国涌 也是读书种子，也是江湖伶伦 解玺璋 胡同今昔 图、摄：况 晗 文：陆 元 用铅笔和推土机赛跑 丁 杨 祥德路二弄 达奇珍 经度之战 袁 越 割裂的真实 李树波 子年记忆 影像志 九十四岁的耿谆老人与“花冈”这个日本地名紧密相连。 抗战期间，耿谆被俘后在这里做过将近一年的劳工。1945年6月30日深夜，因不堪忍受欺辱虐待，身为大队长的耿谆率领七百多名中国劳工举行暴动。在日本军警的镇压下，暴动最终失败。抗战胜利后，这一事件的日本肇事者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罪，这是唯一一例被国际法庭判为战争犯罪的迫害中国劳工案件，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本土发生的唯一一次中国劳工集体暴动。 花冈暴动五十年后，耿谆又与其他十一名花冈暴动幸存者一起，把当年迫害中国劳工的鹿岛组告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经过长达五年多的诉讼，最后案件以鹿岛组与原告的庭外和解告终。因为和解中根本没有满足原告提出的“谢罪、建纪念馆和赔偿”三项要求，耿谆拒绝在和解书上签字，并拒绝领取鹿岛组发放的和解金。 如今，耿谆老人安详地生活在河南老家。 《耿谆的家与国》一文作者两度从北京赶赴河南襄城，却把目光的焦点有意投向了那些有影响事件的背后。对这位老人来说，在“花冈暴动”、“花冈索赔案”这些耀眼事件之外，还有着太漫长的幽暗岁月，它们默默地流淌在那些重大事件的光影里，静静地等待有人来涉足。 我们的目光过多地投射在政治人物、文化人物身上，却很少关注实业界人士。“在读史的过程中，我渐渐感到，我们以往几乎完全忽略了实业家对社会的贡献，和他们的情怀、追求。”傅国涌先生有感于此，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下工夫去追寻中国实业家的本土传统。 他想找到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根，这个根不在辉煌一时的晋商、徽商身上，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他们只是传统商人，这个根也不在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们或是官商，或是买办，这个根在开创出民营企业新天地的张謇及荣氏兄弟身上，在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人身上，他们代表了近代的方向，他们留下了许多值得珍视的传统，哪怕是他们当年失败的教训，也为今天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他的这一系列将陆续刊发在《读库》上，《张謇和大生集团的命运》是其第一篇。 提起翁偶虹，现在知道他的人恐怕不多。翁先生一生从事编剧生涯，据说，在当下经常上演的剧目中，翁剧超过了三分之一，如《红灯记》、《大闹天宫》、《将相和》、《野猪林》等，以及被剧界尊为经典的《锁麟囊》。 江青曾把翁先生称之为“旧式文人”。解玺璋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北京晚报》工作，编辑“五色土”副刊，得以与翁偶虹先生结识，便领略了他的“旧式文人”气派。 翁先生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志铭》，交给解玺璋在“五色土”副刊上发表： 也是读书种子， 也是江湖伶伦， 也曾粉墨涂面， 也曾朱墨为文。 甘做花虱于菊圃， 不厌蠹鱼于书林。 书破万卷， 只青一衿， 路行万里， 未薄层云。 宁俯首于花鸟， 不折腰于缙绅。 步汉卿而无珠帘之影， 仪笠翁而无玉堂之心。 看破实未破， 作几番闲中忙叟； 未归反有归， 为一代今之古人！ 江西人况晗在南京上完大学，来到北京工作，喜欢上了北京的胡同。他用宽线条铅笔画为表现形式，一画就是十八年。为那些消失的胡同在纸上重新构筑了另一重安身之所。在老屋、木窗、石门墩、杂货店、蜂窝煤和爬山虎的斑驳光影中，关于胡同的碎片在铅笔线条的堆叠中昔日重现。 一条一条的胡同消失得太快，他用铅笔和推土机赛跑。 况晗老师在筹划出版他的一本新书，名曰《胡同今昔》，四处找出版社谋求出版。里面是他用铅笔画下的胡同的昔日情景，以及他最近又跑到曾画过的原址去拍的照片。为了对比鲜明，他在拍照片的角度上特别注意和画画的视角一致。 看到这本书的打印清样后，我求况晗老师允许在《读库》上撮其精要刊发。这一主题占据了《读库0801》将近七十页的篇幅。我还特地尝试了三折页的装订方式，想更好地展现其作品的风貌，但最终效果仍不让人满意。 就在《读库0801》付梓之际，我接到况晗老师电话。他说，原来与他接洽的出版社突然打消了出版意向，这本书的命运又成为遥遥无期的未知之数。 《胡同今昔》记录的是建筑的消失，街道的消失，风景的消失，而《祥德路二弄》一文，记录的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上海的弄堂生活，细致入微而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达奇珍老师的笔下，更为难得的是，她记录的是那种生活被消灭的过程。 《经度之战》是袁越继刊发在《读库0702》上的《LSD简史》之后的又一力作。 无论是用指南针指南，还是测量天体高度，都能够测量出航行所在的纬度。而经度就不同了，没有任何天体能够用来直观地显示经度的差异，于是，古代的航海只能沿着海岸线走，否则等待船员的就是死亡。 两个几乎同时被提出来的方法开始了一场争夺经度的战争。这场战争过程曲折离奇，战况惊心动魄，不亚于任何一个优秀小说家编出来的惊险故事。这个故事背后折射出来的关于人类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更是值得后人玩味。 “甲子”系列是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栏目制作的专题片，以农历纪年为时间线索，上溯前五个年度，于每年春节播出，计划用十二年时间，整合出近六十年的中国民生画卷。 如今这套专题片已完成了五辑，其中《戌年记忆》的文稿刊于《读库0602》，《亥年记忆》刊于《读库0701》，《申年记忆》和《酉年记忆》则整理发表在《读库0800》上。今年推出的《子年记忆》刊于本辑，屈指算来，该专题片已经回溯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光阴。 本辑藏书票由徐累先生绘制。

《丹青赋》一文，是关于工笔仕女画大师王叔晖先生的生平传略。关于本文，作者蒋力先生有一段解说： 1988年，我写出《丹青赋——王叔晖传略》的初稿。1993年修改后，收入我的纪实文学作品集《变革中的文化潮》（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1997年，我又做了一次修订后，将此文交《文艺报》，发表时的题目是《洁来洁去岂常人乎？——一代画师王叔晖传略》，内容则不及原文的三分之一。现在留在网上的基本都是这个版本的缩编，标题则只保留了后一半。此标题是编辑定的，前一半出自一副挽联，后一半中的“一代画师”不是我的提法。同年，我又将此文中的“西厢情愫”一章投寄天津的《艺术家》杂志，1998年第三期发表时题为《一套震撼邮市的邮票》。前几年看到某位女性美术理论家（我没记住她的名字）的一本评述中国现代女画家的专著，涉及到王叔晖时，几乎通篇引用的都是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文字。没想到的是，2008年9月的一天，接到素不相识的《读库》主编张立宪先生的约稿电话。由此，引出这篇在我二十年前旧作基础上第三次修订的《丹青赋》。我很乐意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对先生的一次新的再认识。所以，我也希望走进《读库》的是一个未做任何删节的全本。 除这篇文章的全文外，本辑《读库》还刊发了王叔晖的若干代表作品，以及她从未公开发表的一些画页。这些作品，均是根据原作电分扫描，希望藉由我们的呈现，大家可以看出目前流行坊间的王先生作品与原作之间的差距。 《今夜我们说相声》是一部电视专题片的文稿，选择刊载在本辑《读库》中，是因为文中提到的几段相声，当年遭受禁播的命运。而这些重见天日的段落，又因为篇幅问题，未能在电视片中得以完整保留。 《断章》是北岛先生的回忆录，记录的是七十年代的历史风云和个人遭际，此前一些关于他个人的传言，在这篇文章中一一得到澄清。建议大家看就此文后，去找北岛老师的中篇小说《波动》（作者署名“赵振开”）来看看，那是我心目中最优秀的新时期小说。 《学子慕绥新》，写的是风光一时又遭法办的慕绥新的学生时代。作者余昌民老师是慕的大学同学，他在文中写道：“如今国人已经不再把伟人看作神，但感兴趣他们何以成为伟人；也不简单地把罪人理解为鬼，而关心他们何以成为了罪人，否则成功就会被当作幻影，为官便会被视为畏途。从慕绥新的悲剧来看，横亘将近三十年的空档，看清因果关系很难，但越是这样，越需要重视它的警世意义。我和所有的庶民百姓一样痛恨贪官，在一种情况下我更多几回扼腕叹息，那就是我深知他本来具有出众的智慧、魄力和雄心，却偏偏不是走进天堂，而是下了地狱。” 《南方人物周刊》总编说：“人性地述写一个问题人物，国内媒体少见。” 2006年1月27日，美国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正式宣布停止电报业务，这标志着电报在美国彻底进入历史。让人感慨的是，因为几乎没人使用电报了，这条公告一直到一周后才被人注意到。 电报在中国也是惨淡经营，到2008年，全国只保留了八个电报中心，电报也已基本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斯事已逝，现在回想当年电报的辉煌以及辉煌背后的种种故事，叫人不胜感慨，马伯庸遂成就此鸿篇巨制，聊作纪念。而这些电报八卦，又与中国近代史紧密相连。

《读库(DK2007)(套装共6册)》为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丛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从内容、装帧方面，被业界称为当下“Mook出版潮流”中最具含金量的一本杂志书。

读库0704，本书包括以下内容： 《当城市为汽车而造》一组两篇稿子可视为《读库0600》中《大马路之痒》一稿的续篇，作者穷几年之功，终于理清了这一城市发展的悲剧：路修到哪里，车就堵到哪里；你越为汽车着想，汽车就越不为你的城市着想。“花二十五美元买一辆自行车的人，与花三万美元买一辆小汽车的人，重要性是一样的。”这是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前任市长恩里克的施政理念。遗憾的是，我们的城市执政者和规划者，依然坚信所谓都市化就是路宽车多，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式的繁华，而事实上，仅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消耗了世界石油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质疑：“我们的规划师是糊涂了呢，还是装糊涂呢？” 路得·那爱德于1910年来到中国，在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教书，1913年病逝于成都。酷爱摄影的他，在中国不到一千天的日子里，却经历了中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一段变革时期：清王朝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他遗留下来的照片，记录的就是这段短暂却又命运攸关的时期。 那爱德于1911年摄下了位于岷江东岸的叠溪古城的一张全景图片，二十年后，叠溪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总面积达二十二万平方米的古城顿时陷入地下，被岷江淹没，城内原有军民三千多人，震后幸存者不超过四五人。那爱德拍下的这张照片成为研究川西北地震现象和阿坝州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史料。 与这张“消失的古镇”一样，那爱德记录下来的长江沿岸中国人的民生状态，许多都已经成为永远消失的风景。 摄影师王玉龙见到这些百年前的历史影像时，真的是瞠目结舌。他唯一能说出来的感觉是：面对这些一百年前拍摄的照片，你几乎感觉不到这一百年来摄影的进步。 王玉龙前后用了约三年时间，核查考证这些照片拍摄的地点和背景。其中的一些故事，如同侦探小说一般曲折。《追寻那爱德》一文记录的就是那爱德的生平事迹，以及考据这些照片的轶事；《百年中国影像》则精选了五十幅那爱德拍摄于百年前的图片。 何伟即《读库0702》中《胡同因缘》一文的作者Peter Hessler，这是他的中文名字。《遍走长城》一文的英文版同时刊发于近期的《纽约客》杂志，讲述了一个全职研究长城的独立学者。尽管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也无外来经费，他还是成为最出色的长城研究者之一。关于长城研究的现状，何伟写道：“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专门研究长城的学者。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专注于政治体系研究，而考古学家则致力于挖掘古墓。长城在传统学术领域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对于某个独立的专题——如明长城——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凤毛麟角。”而他笔下的这位独立学者石彬伦，是一位美国人。去年十二月末，何伟陪石彬伦去他的第三百四十次长城之旅，一次意外使何伟膝盖骨骨折。 戏曲演员裴艳玲今年六十岁，《裴艳玲原业归宗》以中篇人物传记的篇幅，回顾了她的艺术生涯和情感生活，堪成一代伶人的人生标本。 影片《卢旺达饭店》被称作非洲的《辛德勒名单》，曾获得奥斯卡提名。其生活原形保罗·卢塞萨巴吉纳被誉为“当代辛德勒”。曹芊小姐在比利时采访保罗，并节译了他的自传《平凡的人》，提供给《读库》。看过本文，我们才会知道人性的复杂、现实的残酷，在影片中被彻底好莱坞化了。 连环画《四国间谍战》1982年出版，1983年第二次印刷时，印数已达一百二十六册。其作者宋飞等先生一生从事这项通俗艺术，几十年间画了一百二十多套连环画，计五千八百七十余幅画页。本文既是宋先生对自己创作生涯和人生历程的辛酸回顾，也挖掘出许多被湮没的幕后故事，一些未经采用或被修改的画页，在《读库》中第一次公之于世。 马世芳的母亲是陶晓清。三十年前，还不到三十岁的陶晓清在“中广”做节目，每星期固定播放一些年轻人自己在家里录下来的歌，反应之热烈出乎预期，她便邀请这些年轻人来上节目，替他们组织演唱会。很快地，这些歌录成了唱片，渐渐形成了一股人称“民歌”的风潮。那时，马世芳还在幼儿园满地乱跑，家里常常会有一些叔叔阿姨带着吉他，坐在铺着榻榻米的客厅地上，说是要开会，结果都在喝茶吃零食讲笑话和唱歌。“后来我才知道，“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马世芳在文章中回忆那个“耳朵犹然纯洁”年代：七十年代以降的青年创作歌谣，就是在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下，烧起了燎原大火，永远改变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说起来，“没想太多”的状态其实是最珍贵的——因为所有的气力、全部的生命，都摆在歌里了。 神山卡瓦格博，从2000年开始，当地政府明令禁止攀登，“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因为文化而被尊重的雪山”。几个年轻人组成的卡瓦格博文化社，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推动环保。《环保就在歌舞中》一文，记载的就是这样一批“在行动”的人。 本辑藏书票由漫画家缪印堂先生绘制。

目录： 为其他的百分之九十设计 “90展”部分展品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固执复制 海波与他们 幸运之轮 中国学车记 关庚的生活底稿 那个时代的书装艺术 花花世界且说黑 贱客凯文 佛朗切斯卡：心之形状 医海钩沉 祖逖与刘琨 同居-崔莺莺 “哥斯达黎加时代” 文摘：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申新搁浅 1934年7月4日，是荣氏企业史上最暗淡的一个日子，申新搁浅了。 这一年，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十八岁．二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那天上海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申新搁浅”。当时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看到报纸，一下子呆住了。他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 荣氏申新纺织企业从1915年一个厂、一万二千九百多枚纱锭起步，发展到此时，已拥有九个厂，纱锭总数超过五十五万，还有六万多线锭、五千多台布机，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六，前后不二十年时间。申新的发展之快、事业之大，完全当得起突飞猛进四个字。按其生产能力，每日夜可出纱一千件，出布一万四五千匹，消耗棉花三千二百担，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直接在申新工作的职工至少有三四万人，加上家属和运输、营业等间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约在十几万人以上，每天交税万元以上，仅三年半就已超过一千万元。研究荣家企业的陈文源算过一笔账，1932年荣家九个纺织厂织出来的布有一亿零二百三十六万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两圈半。 申新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搁浅的，此前四年连续都有巨额亏损，主要原因当然是市面不好。自1921年以来整个花纱市价起落极大，十六支“人钟”牌标准纱也不例外，上下落差如同波峰低谷。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二十支“人钟”牌纱为例，每件成本二百一十八点三三元，市场价却只有二百零四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折十四点三三元。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不大动笔的他写下《纺织与金融界》一文说：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乃至于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经济学家马寅初对“花贵纱贱”如此解释：花贵是因为国产棉花不足，纱贱是因为日本棉纱倾销。 另一原因是税负太重。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荣宗敬曾一度兴奋过。他没想到特税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便利了外国的在华厂家。申新被抽去特税达一千五百多万元。他写信给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说，我国实业尚在萌芽时代，受时局影响，纺织业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们能呼吁政府减税或免税，如果再不恤商艰，多方剥削，只有停机歇业，坐以待毙。然而，荣德生大女婿、主持汉口申四福五的李国伟记得，当上海、武汉的纱厂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新税则加重企业困难时，孔开口就骂纱厂捣蛋：“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特税规定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而未实行特税的地方，每袋只征六到七分。特税开征后，各地仍巧立名目，加税、加捐的情况不断发生。面粉已征了统税，面粉袋还要另外征税。1931年2月12日，荣宗敬以福新面粉公司的名义写信给宋子文说，面粉袋用的都是华商机制布匹，这种布袋印上彩色商标以后就是废物，所以袋皮向不征税，面粉征税，袋皮只是面粉的附属物，希望能够免税，这样既合乎一物一税的原则，也合乎提倡国货的宗旨。为要求小麦免税单全国划一，面粉特税全国一律平等，他多次给麦粉特税局写信，呼吁对本国民营面粉业不要重征，对进口面粉无论如何要重征。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身为荣家企业掌舵人的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达一千二百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出在五百万元以上，申新撑不住了。荣毅仁后来找到的答案也没有回避投机失败这个因素——“在前几年美国开始的国际性的不景气，影响到了中国；日本侵占了东北，日本纱厂又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在我国各地展开剧烈的倾销竞争，排挤了我们的市场；国内连年内战，交通破坏，苛捐杂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经营，出品质量不好，利用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失败。” 不过有一个原因荣毅仁没有讲到，他的姐夫李国伟说，由于过分追求发展，荣家企业一贯通过借债来扩大规模，所以经常陷入高利贷的债务拖累，经济基础并不稳固，一旦遇到金融变动，或市场不景气，便会捉襟见肘，周转为难。 自1933年起，荣宗敬不断给国民政府有关人物写信，希望他们能体恤和支持这家民营企业，几乎空荡荡没有回音。 银行、钱庄，要债的都来了，同仁储蓄部传言荣家要倒，赶紧提取存款。荣家这次经济危机比刘鸿生企业略早一点，他们的企业扩张也差不多，都是发展得太大、太快了。不同的是，荣家主要集中在两个行业，不像刘鸿生在许多不同行业都有投资。 当年，汉口申新四厂发生火灾，荣家从中国银行借款二百多万元。荣家曾向英、美商家和银行求助，还向南京政府建议“庚款借锭”，就是用庚子赔款基金购置外国纱锭借给各纱厂，各厂分期偿还。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十六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六千三百七十五点九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六千八百九十八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五百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没有什么可以给银行抵押，钱庄到这时也不肯放款。荣宗敬常常挂嘴边的那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再也说不出来了。在逼得最厉害的时候，宋汉章、陈光甫两个银行家在荣家陪他一个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申新一倒，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光是上海银行一家贷款就有一千二百多万元，而抵押物主要是厂基、机器和货物。 申新搁浅前几天，陈光甫经常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两点。十五年后他有点儿后悔地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申新系统之外，茂新面粉有四个厂，福新面粉有八个厂，一辈子要强的荣宗敬提出退职，由福新元老之一王禹卿接替总经理，王时任福新七厂经理兼总公司面粉营业部主任，王尧臣为福新一厂、三厂经理、六厂副经理、七厂厂务经理。自从申新不断扩大，福新面粉系统的业务除了订购外麦、每月财务结算月报，实际上都由王禹卿掌握，尽管福新八个厂除了一厂、三厂，荣家都有控股权。虽然从1927年以后面粉业的扩张步伐缓下来了，但在稳健的王氏兄弟手里，面粉这一块常有盈余。金融业的债主都希望荣家能以面粉厂来补贴纱厂的亏空，在他们眼里王禹卿有信用，申新如要再借款，非王出面担保不可。荣、王之间有矛盾，荣宗敬认为茂新、福新、申新都是自己创下的子孙万世之业，王禹卿则认为他纵子投机，损害股东利益。但这个时候，荣宗敬不得不向王求援，尽管他内心不愿放手。荣、王会谈几次，都没谈成，两人经常大声争吵，一次会上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因此，他又想找纺织专家李升伯出来代理。 一天凌晨四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总经理。荣对他说：“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等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天已亮了，大约六点左右，荣宗敬只讲了一句：“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八点多钟，他们一行到达李家，李升伯问什么事，他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李回答：“我没有考虑过，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完，即径自上楼去了。听了他们回来的汇报，荣宗敬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 当时，申新九个厂只有无锡的申新三厂情况还好，无锡还有茂新面粉厂有点儿力量。到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荣德生求援，但德生感到以无锡的几个厂去支援上海，力量不够，没敢答应。6月底的到期款五百万元，没有二三百万现款是没法解除的。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被他伯伯派去和父亲面商。到无锡已是晚上，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话说得很坚决：“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回首往事，荣家创业之艰难一一浮现眼前。1934年并非他们第一次遇险，此前1908年、1912年、1922年曾三次遇险。1922年冬，债务达三百万元以上，遇到上海“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纷紧缩银根，向荣家催还欠款。他们陷入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三百五十万日元（折合二百二十多万两规银），条件非常苛刻，年利息一分一厘半，比一般高出近四倍，以申新一、二、四厂全部财产为抵押品，以转移三个厂所有权作为设定抵押的手续。而荣德生自述：“借款成功，签字，人人安心，喜形于色。”然而，没有一次危机能和眼前这次相比，考虑再三，他决定到上海挽救大局。（1939年荣伟仁早逝，荣德生痛苦地说这次挽救荣家企业是伟仁的功劳。） 他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十一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向张公权商量，得到回话是：“有物可商量。”他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赶凌晨四点的火车去上海，到上海只有七点多。九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五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