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时，人说人话，鬼做鬼事。 人像人，鬼像鬼。顶天立地。 赫拉克利特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莱布尼茨亦言：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晚清民初和春秋战国就非常类似：二者都时逢乱世，衮衮诸公拥兵自重，雄踞一方，厉兵秣马，却又彬彬有礼，小心翼翼地谨守着邦交礼仪，即便征伐讨杀，亦必师出有名——这种政治上的松懈直接催生了文化的繁荣，前者孕育出了决定中国思想走向的诸子百家，后者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风云际会，诞生了一批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大师。究竟是什么让那个时代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为什么长袍马褂的晚清遗老能和西装革履的留洋博士同台授业竞技？为什么物质极端匮乏的西南联大能培育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北洋军阀屡动兵戈却又礼佛有加？为什么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终身食素？为什么曹锟明明可以以武力逼宫，却非要以选举的方式问鼎总统——哪怕是使用贿赂的手段？为什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明知道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会沦为阶下囚，却宁愿孤身犯险？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决策，造就了他们独特的做派和行事方式？ 有一个时代叫中华民国，有一种精神叫民国范儿。打开记忆之门，闲说民国逸事，重温民国风尚，细品民国范儿。

民国是理想与现实交织而成的文化想象，但绝非过眼云烟式的纸上怀旧。"民国"可以是某种怀旧格调中的"理想国"符号，但绝非"理想国"本身。作者撷取诸如周作人、胡适、鲁迅、傅增湘、郑振铎、胡兰成、梅兰芳、张爱玲等等民国公众人物人生当中某个不为人所熟知的侧面、某段逸出于公众视野之外的生活事件等等进行生动而实际的记录和再现，比如严复的"鸦片天演学"、胡适与周作人的诗词酬和、张爱玲的千里寻夫、 梅兰芳的钟情佛教绘画、陈寅恪与顾颉刚的择偶观等等，为读者讲述民国的精神氛围中理想主义与现实生活的种种摩擦与融合，呈现一个希望、勇气和失望并存，光明与幽暗交织的况味复杂的时代的精神氛围。

一千人有一千种活法。有人为名忙碌，有人为利奔波，有人却于尘世之间寄情饮食男女，在生活细节中享受外人以为不足为道的乐趣。因为人生态度不同而产生的人间百态，恐怕无法用言语道破。我国历史自有年鉴可考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今已经有两千八百四十余年，提到文人正可谓星罗棋布，不可计数。这之中既不乏流芳百世者，亦不乏遗臭万年者，再加上庸碌无为者就更是无法计量。再观他们的活法，中国文人多处于社会上层的士大夫阶层，受过系统的教育，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精英集团，受到极高的礼遇。然而他们当中却鲜能仕途得意且名垂青史；更多的还是大才难展，壮志难酬，屡遭小人构陷，权臣排挤，现实打击之人。本书是著名作家李国文最新结集出版的随笔集，以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的命运入笔（如李斯、严嵩、曹操、杜牧、苏东坡、李清照、朱熹、陆游、冯梦龙，等等），描绘了他们选择的不同活法和为人，以生动的人物故事和形象，启迪今人的人生思考。所写的虽多为文人，却也是国人的一面镜子。本书凝聚着这位阅历丰富的老作家对人生的洞悉和感悟，见解精辟深刻，笔锋犀利传神，风格独特，既渊博厚重，又很有文学欣赏价值。

作者从日常生活的视野，对这些生活在20初叶的南方知识分子做了一次发现式的书写，细腻而敏锐地写出了他们所面临的人生，从而对那一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境遇作出反思。江南语调和小说笔法的混合运用，使得这些文字充满了悲剧、颓废与忧伤相杂呈的调子，就像南方阴霾、多雨、潮湿的天气，缓慢而顽固地进入我们的内心。 赵柏田在《历史碎影》一书堪称完美地实施了这一昂贵而又合乎人情的理念。为了与大历史的暗中对抗更有力道，他在对许多人的叙述中不惜采用小说笔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小说笔法在这里正好构成了破译全息图的最佳方式之一－－何况那些充满着过多歧义、暧昧和晦涩特征性的包孕性时刻，正需要小说笔法去进行较为详尽的呈现。在赵柏田偶尔不无虚构的叙述中，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曾经长期被大历史忽略甚至遗忘的侧影出现了－－这幅侧影十分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真正地、有血有肉地看见了一个大时代的边际。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个题目，从谋划起，到动笔，至今也有十个年头了。在此期间，先后出版过两个版本，承蒙读者雅爱褒扬，有所鼓励，也得到不少同行匡正，获益匪浅，遂贾馀勇，陆续补写了若干篇章。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意，郑重推出这本书的新版，不仅收集全部有关文字，还附以多幅难能可贵的精美插图，以飨读者。 趁这部书的插图增补版问世之际，关于文人之死，写上几句附言，聊表寸忱。 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死了，死即是了。对生者而言，便有着不同的盖棺论定。司马迁说过，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轻如鸿毛。但时间推移，历史沉淀，会使当时比泰山重的死者，后来变得比鸿毛还轻；反过来，死时比鸿毛还轻，经过数朝数代以后，又变得比泰山还重了。所以，对一个文人的评价，有时很说不准，很难拿捏。因此，对旧时称之为“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日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也就免得一回儿泰山，一回儿鸿毛，来回折腾，缠夹不清的麻烦了。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点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从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以坚忍不拔、前仆后继的意志，继往开来，以历经厄难、矢志不坠的精神，发扬光大；没有他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权杖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统治下，还能够坚守文明，珍惜传统，还能存灭继绝，薪火相传，恐怕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胖尼基、两河文明，乃至玛亚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成为绝响了。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没的中国文人，无论其为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能够被人记住，载入史册；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亲师”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烛纸马的供奉，顶礼膜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文人尽管在理论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香龛里，神气十足，可在这块国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当一回事的。千万不要以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拥有优先权。因此，切切牢记这一条，谁要缺乏这最起码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对统治者来讲，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盘，装装门面用得着，唱唱赞歌用得着，可到了开饭时间，那张桌子上肯定不会有你的座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义，最讲求现实精神的民族。数千年来，无论神州怎样天翻地覆，而不致陆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这种物竞天择的大环境中，中国人为求得生存而养成独善其身，绝对自我，而罔顾其他的个人至上主义，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别强大。在这些讲求实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属于精神层面的虚荣，不影响谁的实际所得，自然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国文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加冕一个“百代素王”的盛名，历代帝王专门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义的崇敬；说穿了，这与《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番号，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给后来的圣人之徒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文人？ 这就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从来面临命悬一丝的华盖运，期望值是不能。也不必订得太高，否则只徒增烦恼，弄不好还要付出代价。鲁迅感慨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华盖虽然很堂皇，但也可能像盖子一样压住，一生过着无可奈何的日子。 碰头，倒也无大碍，如果只是鼓个包，抹点碘酒，也就消肿化瘀了，可头碰掉了，什么接骨药也无济于事。因此，在这种无论如何笑不起来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岁月里，文人越位的结果，无非两道，一是春秋战国屈原跳进泪罗江的自杀，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他杀，有史以来的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好像就是从这里掀开第一页的。 于是，除了统治者的文字狱消灭不少文人外，许多文人跳不出自设的心狱，也自相残杀，这心狱，首先是自己杀自己，其次是同行杀同行，这两种非官方的杀，恐怕是相当一部分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来由。 休看那些大师、中师、小师，如何自视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如何标榜淡泊，“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灵魂中依附的劣根性，若是能在统治者的盛宴中，哪怕敬叨末座，也是屁颠屁颠，鞋都来不及穿，马上报到的。我就看到一些当代文人，对于权贵，横眉者少，俯首者多。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虽然私底下，食不知味，寝不安席、但在人前，作傲岸状，作不屑状，作“富贵于我如浮云”状，还是挺像样子的。说白了，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障眼法而已。得和不得的冲击，上和不上的跌宕，有和没有的自虐，活和不活的折腾，很多文人就这样把自己结果了的。 知识分子这种自戕，有的时候胜过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杀戮。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天性如此耳。从穿开裆裤的年纪，拜完至圣光师，塾师开蒙，开明宗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开始编织的这个‘学而优则仕”的玫瑰色美梦。因之，对于权势的亲和力，对于官衙的趋附力，对于名利的向心力，童稚时期就耳濡目染，成天性，成本能，一辈子就幻想着状元及第，一步登天，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这种原动力，驱使着中国文人，要挤进这个台面上去，要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一切。 然而，想得到，能不能得到，得两说着；得到了，能不能长久地据为己有，还得两说着；这位文人想得到，那位文人未尝不想得到，鹿死谁手，尚未定局，就尤其得两说着；这一位为得到敢使出浑身解数，那一位为得到便无所不用其极，胜负未卜，难分难解，不两说着焉有他哉！于是乎，斯文扫地，恶性循环，凭借外力，屠灭同类，非善终的文人名单，便愈来愈长。 回过头去考量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他们对统治者压迫的生命抗争，击节赞赏，可因可点，但他们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雠，则又十分地可哀可叹，不胜欷歔。也许因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产生了文人之死的写作初衷。历史是河，谁也不可能重复跨越同一条河，然而，历史的教训，却可以令后人镜鉴。难道活着的后来人，不可以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身上，悟到一些什么吗？

《细说民国大文人3:那些文学大师们》主要内容：1936年，美国纽约举办第一届全美书展，主办者安排林语堂作演讲。时林的《吾国与吾民》正在热销，读者争相一睹其风采。林穿一身蓝缎长袍，风趣幽默地纵谈其作为东方人的人生观和写作经验。听众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正听得入神，林语堂突然收住语气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说，说完就走。”说罢，拾起烟斗，挥了挥长袖，走下讲台，飘然而去。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好几分钟才反应过来，拿着纸片追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