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应对西潮——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前后的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提要】 18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性事件，它冲击着世界各种传统宗教。日本佛教徒对于这一现代潮流早有准备，在会议上应对自如，说明日本佛教已经走出明治初年“祭政一致”和“神佛分离”造成的困境。但是，与日本不同，代表中国出席大会的主要是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与会的唯一一个中国人彭光誉，则以帝国官员与儒家学者身份，傲慢地坚持儒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宗教”与“现代”都表现出相当不屑。中国佛教不仅缺席大会，并且在那个时期，对现代潮流也缺乏回应，虽然1895年之后的中国士大夫转手从日本学到佛教在现代的种种意义，因而刺激了晚清佛学复兴，但中国寺院佛教对西潮的反应，仍然慢半拍甚至一拍，直到“庙产兴学”直接威胁到佛教的生存，才开始了佛教振兴与佛教改革运动。然而，正是由于中国佛教的反应迟缓，使后起的中国佛教不得不面对居士佛学的挑战、现代政治和思潮的压力和日本佛教争夺空间的三重压力，使得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举步维艰。对比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这一现代历史过程，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有关东亚、宗教与历史的问题，检讨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讲：《橘枳之异——东亚道教交流史之概念、方法与立场的再思考》【提要】 这一讲的问题意识，来自近年来学界对中国道教在东亚流传与影响的研究现状。如何评价中国道教在东亚的影响与传播，日本、中国与韩国学界曾有激烈争论。本文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道教遗迹”的若干现象为例，指出古代的中国与韩国、日本之间，自从古代巫觋、秦汉方士、中古道教以来，曾有着一波又一波的交流并留下文化遗迹，对这些文化遗迹，笼统而简单地说它“是”或“不是”中国道教的影响，其实不仅受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感的影响，也往往忽略历史上这些文化遗迹的叠加过程。特别是，如果我们仔细清理中国道教在日本与韩国的流传，特别是十一世纪之后的流传，就能知道道教在东亚的流传与影响，在不同国家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形塑下，不仅在各个时代不同，在各个国家也不同。本文意在说明，超越国家/王朝的宗教史研究，不仅要说明文化之间的“交错”和“叠加”可能塑造了一个彼此相近的“东亚”信仰世界，更要说明的是，道教的流传与影响，在中国、日本与韩国不同背景中，曾经发生移形换位的变异。 【座谈会·附录】《纳“四裔”入“中华”？——1920-1930年代中国学界有关“中国”与“中华民族”的论述》【提要】 这是一篇历史学论文。之所以要特意强调这是“历史学”的论文，是因为本文对现代中国的国家，特别是它的疆域和族群，只是试图客观地描述一个历史过程，即描述现代中国及其疆域、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如何，甚至只是在描述这一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即1920-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主要涉及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如何参与重建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叙述，而不是在对这种国家形态的形成过程作任何价值判断，我既不是在为现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也不是在为现代中国面临的“内”与“外”的多重困境开药方。因此，这篇论文叙述的只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从晚清以来，特别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这二十来年中，中国主流学界是如何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刺激下，参与到重建“中国”和“中华民族”论述的大潮中，在学术上努力纳“四裔”入“中华”，也许，这一努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现代“中国”这个在疆域与民族上都颇为特别的国家。

《葛兆光自选集》作者葛兆光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汉字的魔方》、《想象力的世界》、《中国经典十种》、《中国禅思想史》等。

本书是域外中国学十论，主要的内容包括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九十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评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从丧葬制度中理解中国宗教与社会、日本的中国道教史研究印象记、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进路、重新清理唐代宗教的历史、见微与知著、隔帘望月也是洞见、学术思路的转换、附录一：语言学批评的前景与困境、附录二：铃木大拙《通向禅学之路》中文译者序、后记。

這本書，不是討論中國如何崛起，而是回到問題原點：何謂中國？ 中國當代著名思想家葛兆光， 一位身在「中國」的學人， 應當如何既恪守中國立場，又超越中國局限 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 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本書通過兩個歷史角度， 一個是文獻資料中所見的關於「中國」的思想史， 一個是關於「中國」本身的學術史， 重新建構學術意義上的「中國」論述。 「宅茲中國」用的是1963年在陜西寶雞發現的周銅器何尊銘文中的一句話。 「宅茲中國」可能指的是常被稱為「天之中」的洛陽。作者借它來象徵，不僅因為「中國」一詞最早在這裡出現，而且也因為「宅」字既像「定居」，又似「墨守」。 這新舊兩重意思，讓我們反省：什麼是中國？ 1895年以後， 大清帝國從「天下」走出來，進入「萬國」， 原來動輒便可以「定之方中」（《詩經》）、自信「允執厥中」（《古文尚書》語）的天朝， 漸漸被整編進了「無處非中」（艾儒略語）、「亦中亦西」（朝鮮燕行使語）的世界， 便不得不面對諸如「亞洲」、「中國」和「世界」這樣一些觀念的衝擊。 爲什麽是「亞洲」？ 究竟什麽是「中國」？ 中國如何面對「世界」？ 看似平常的常識背後， 潛伏著一個又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本書討論「世界」、「東亞」與「中國」、「學術」與「政治」、「認同」與「拒斥」、「國別史」與「區域史」，雖然聚焦的是「中國」，討論日本關於神道教的爭論、日本關於滿蒙回藏鮮的學術史、討論朝鮮的史料中的一些問題，其實也還是聚焦在中國的。討論什麼是「中國」，不得不涉及「周邊」，通過「周邊」──「他者」──的眼睛、資料、視角來看中國，比如十七世紀以後，東亞諸國的彼此認同和互相排斥，就涉及到民族、國家和歷史；而民族、國家和歷史的自我認識和他者認識，又會涉及到一國和周邊諸國的關係；而周邊的話題，又牽出來如何理解中國和亞洲的關係；既然討論中國和亞洲，又會討論到疆域、族群和歷史等問題。 葛兆光通過本書，提出了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應從有關「中國」、「亞洲」或者「世界」的認識的歷史資料，包括中國和朝鮮、日本的歷史資料中出發，把問題放在思想史脈絡或學術史語境中去討論，而不應該是從來自西方的「理論預設」下去倒著看歷史，或者從現實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證據」似的歷史論證。他提出了「從周邊看中國」，既包含了「中國觀」即中國自我認識的改變，也涉及到文化交流史研究方法的改變，同時強調在歷史中研究「民族國家」，而不是把歷史從「民族國家」中拯救出來。

本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本书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