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又称“社会史”）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或称“克莱奥学派”[Cliometri-cians]）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为了区别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 )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史,1989年美国杰出的女历史学家林·亨特（卿nn Hunt，1945-）在《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中首次将这种史学流派称为“新文化史”。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新史学（政治史一社会史一新文化史）成为主流以后，传统史学并未寿终正寝，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并与新史学相抗衡，只是大势已去而已。 二战以后的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一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史学”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社会史逐渐取代了政治史，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主要史学流派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等，其中年鉴学派影响最大。到了70年代后期，肇始于法国的“新文化史”（又称“社会文化史”）取代“新史学”成为西方史学界的新宠。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作者以简明清新的笔调，展示出西方思潮与本土文化的冲突、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冲突、国家权力与社会功能的冲突，不但表达了对民众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认同、对国家权力无限膨胀的担忧，还借由某个或某些特定的公共空间，在时代变迁的历史画卷中，描绘出自己对于历史与现实、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

本书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全面检讨了近年来日益浸入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文化理论。对福柯、布尔迪厄、巴特勒、斯皮瓦克等人的思想在当代历史学研究中的影响进行审视，思考诸如权力、身份认同、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不容忽视而又充满争议的文化理论的实质如何，从何而来，当代历史学如何受到这些文化理论的冲击，历史学家又如何利用这些工具，加深对于过去的理解。 本书对于近年来文化理论的介绍简明、深入而又全面，为了解这些理论对当代历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在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向提供了可靠的指南。

《时间空间书写》文章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我们既可以观察到日常生活和社会冲突，以及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身体和疾病问题，也可以看到人们关于人种、优生、再婚的认识。这些认识，总是与政治纠葛在一起。由此我们看到，无论研究多么具体的日常生活或生命身体问题，其实都不可避免地进入国家与地方政治的讨论。

華盛頓與櫻桃樹」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那麼，華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知道這個故事的呢？這本小書，既要揭開這個問題的謎底，也要講述美國國父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形象，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流傳廣佈的故事。 「華盛頓神話」在近代中國綿延繁衍，千樣萬態，既讓美國式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成為人們進行政治思考的思想刺激，更為「國父」形象的誕生，提供了取材模仿的靈感。而這正啟示著我們，歷史人物形象承載的意義，本來是多元複雜的。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其形象及意涵，會被簡化，會被扭曲，會被轉化為「國家偶像」，儼然神聖不可侵犯。在我們的生活裡，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政治符號與象徵，已經「習以為常」的政治儀式，其實是特定的政治勢力在具體的時空裡建構操弄而成。我們的先祖前輩，可未必認為它們是「理所當然」或是「習以為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