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当前的世界人，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这一套活动我将称之为生育制度。生育制度是个新名词，因之我得先说明一下这名词的意思。

费孝通(1910—2005)，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44年加入民盟，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民盟历史人物)》以“自然史”的写法，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的一生。张冠生为费老写传，“尽力求真”遂成宗旨。《费孝通(民盟历史人物)》是迄今为止关于费孝通先生的最权威的传记文本，传主的阅历、志趣、思想、性格等不仅跃然纸上，其理论来路和提炼过程也清晰可见。

费孝通的一生致力于为解决社会问题、医治社会疾病出谋划策。他为今日中国社会学作出了总体设计，勾画了今日中国社会学的蓝图，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本书是费老的侄子费皖将费老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从一个亲人、晚辈、助理的角度进行了整理，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我的叔叔费孝通”。

2005年4月，一代学人费孝通驾鹤西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北京大学出版社却于第一时间推出了第一部全面介绍费孝通学术思想、追叙费孝通人生历程、展示费孝通精神魅力的著作《乡土先知费孝通》。费孝通的逝世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而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费孝通正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是一个著名学者，更是一位杰出实践者。本书紧扣费孝通的学术发展和精神历程，还原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状态，也展示出一代学人的真正份量。 从瑶山历险到面对屠刀，从《江村经济》到《乡土中国》，从一个村庄到一个学科，从民族地区的调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从以江村为代表的小城镇建设到长江三角洲地的区域发展，行行重行行，费孝通的一生走出了一个个的精彩亮点。 　　费孝通代表的那一代人，成长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具有他们独具的特点，他们的学术研究同样具有鲜明的特色。这本书的出版，对于传播费孝通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超前的发展眼光等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学术研究，薪火相传，作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总设计师的费孝通，他的学术思想需要研究与继承。他的城镇建设模式构想、区域发展理论等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思想，也会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借鉴与启迪。 　　《乡土先知费孝通》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学术大师系列》中的第一本。作为一套以“传播大师的学术思想展示大学的精神魅力”为宗旨的系列丛书，这个系列还将推出梁簌溟、陈寅恪、钱钟书、赵元任、吴宓、季羡林、周谷城、翦伯赞、钱穆、王力、俞平伯、金岳霖、朱光潜等人的传记。

师道不可不尊 ●李国涛 我忽然想起师道尊严的问题。这是由于胡乱翻书引起的。 我很爱读费孝通先生的散文。近年所出费老的散文集我购得五本。新近见到《师承补课治学》，我又买来。其中的文章，《补课札记》是以前集子里未收的。前部分的文章里，我以为为潘光旦先生译《性心理学》所写的《书后》似也应当收入。那样，此书的“师承”部分就更完整。虽然我不懂费老的社会学精义，但我喜读他这种感情深厚的篇章。我想每个读者读了这一部分，都会为费老尊师敬业的情感所动。学者都敬业，而敬业者必尊师。费老在晚年忆及当年师长，一一为文怀念。外国师长有史禄国、马林诺斯基、派克；中国的有吴文藻、潘光旦等。这些学人各有成就，名垂身后。但费老还是恐其身后不为人知，或声名不闻，因而述其成就，摹其音容，思其教诲之恩。费老散文真是深得英国散文的亲切、淡雅，闲闲叙来，意趣无穷。他总是说师恩高厚，弟子难追，承教不足，晚年有悔。说得具体而微，深得我心。我在潘译《性心理学》的《译序》后，见到编者的附言，其中说，费老的《书后》本来应作为《序》用的，费老不肯，只同意附于书后，故成《书后》。这使我记起费老曾在某文里提到，他为自己立了个规矩，就是决不能为老师的书写《序》，因为序要放在书前，学生居于老师之前，不敢。他说，学术上的辈分不能错了序。我看到这本书名《师承·补课·治学》把师承放在第一位，因有深深感受。我想到季羡林先生对陈寅恪和胡适的回忆，那样充满深情，总觉师恩高厚，弟子学浅。我想到在有关陈寅恪的回忆和传记上说的，关于他的入室弟子们的尊师之情。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要去老师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 千万别斗他！”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氏忘记让坐，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氏目盲，竟不知。还是陈氏的秘书黄萱来了，才让坐。这也都可见他们尊师的情况。最后我还想起大学者钱钟书先生。钱先生一生倨傲。《吴宓日记》出版，吴宓女儿摘出日记有关片断，请钱氏过目，并请他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吴宓的女儿，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那意思是说，希望老师不会把我这个白头学生开除出去吧。那时候，钱氏已八十三岁，卧病不起了，还是那样讲究师生关系。 我想，师道是要有些尊严的。 “文革”中破得过了。三十年代的一辈学者是讲师道尊严的。而且，写到这里我才注意到，我所说的这些学人，还都是老清华大学的。那年代里，清华出了那么多人才，是不是与此有关呢？

费孝通（1910－2005）是享誉国际的学者、政治活动家，他一生留下数百万字著述，话题多而广泛。其中绵延时间最长、贯穿其一生思考的题目，是他在1920年代就开始思考的“文化自觉”问题。本书在费孝通的浩瀚学术生涯中删繁就简，梳理出一位著名中国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的主线，全程描述了他持续追寻、终至实现的“文化自觉”过程，以及高度的文化自觉可以带来的眼光、见识、襟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