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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史研究导论
陈得芝所著的《蒙元史研究导论》系以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甲编《序说》(汉文史料部分原由丁国范教授执笔)为基础修订增补而成。该书初版于1997年,2004年再版时《序说》部分没有进行修订。最近十多年,蒙元史的汉文史籍又出了若干新点校、增补本或新发现的资料,蒙、藏文及其他多种文字史籍也出有新的刊本和译本,中外学者的研究更有显著进展,新成果层出不穷。白先生总主编的这部大型通史多达12卷22册,两版都是整部销售,对只需要断代史的读者不便。第八卷的《序说》对中外多种文字史料和国内外(特别是国外)的蒙元史研究有比较详细的评介,据反映颇适合于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作为入门书使用,所以抽出来作了较大幅度增订,改称《蒙元史研究导论》,单独刊行。 -
元朝秘史(校勘本)
《元朝秘史》对于蒙古史乃至整个蒙古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已形成一门国际性的学科“《秘史》学”。作为一部史书,首先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必不可少。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研究本身的难度,学界一直缺少一部完整的、高质量的校勘本。本校勘本对原书所有三个部分都进行了校勘,利用的参校本多达11种,搜集较全,还参考利用了与《元朝秘史》蒙古文原本有间接关系的罗桑丹津《黄金史》,因此能够较好地保证校勘质量。 -
画境中州
元代出现的多层级复式地方行政体制,在古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演变史上具有颇为特出的地位。行省承袭金制而起,路经由唐宋“道”、“路”之制演化而成正式政区,州、县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都是考察元代地方多层级行政体制演化的基本观照点。设若我们进一步追问的话,元代缘何会出现此端变化,其演变之关节点何在,具体历史过程若何?本书聚焦于始自蒙古南下徇地中原、迄于忽必烈至元初年(1210s—1260s)华北地方行政建置发生激烈改易的现象,对该区域内所涉各层级(中书腹里、路、府、州、县)之建置与区划的历史变迁状况进行细致的考释和分析,力图将关键的演变环节如实地复原出来,以期呈现蒙元地方行政建置之特质并究明其在唐宋、明清间的起承转合之地位。除此而外,本书尤瞩意于探讨“蒙古因素”在金元之际华北地方行政变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中书腹里以及其内部区划的生成、世侯占有州郡与蒙古分封而致部分路(直隶州)之形成、蒙古千户百户制与汉地路府州郡体制之榫合,以及州依“节度—刺史”体系进行划分制度的消失,在本书所讨论的上述这几大主题中都可不同程度地观察到“蒙古因素”的影响。 -
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海屯行纪》是13世纪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出使蒙古的“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是13世纪来华的意大利僧侣鄂多立克口述的“游记”;《沙哈鲁遣史中国记》的作者盖耶速丁是明永乐年间波斯国王的旅途见闻。该书涉及范围广泛,对研究中外交通史、中亚史、蒙元史、明史、历史地理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中国的历史文献也可相互参照。 -
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
全稿以书为篇,凡十有三篇,约字30万字,其中五代后晋一人,元人王恽、张德辉、周伯琦三人,而以宋人胡峤、路振、王曾、许亢宗、王寂等五人为最多。明以前有关东北边疆地区之主要游记,大抵均囊括于此。贾子以其一已的比较完整地学术休系和独到的风格,一一为之热电厂比较勘,爬梳钩稽,间附已意 ,每篇以本书原文为纲,有原注者次之,已之注释又次之。注释或云“颜案”或否,均另起行,序次井然,尤便读者,释文短者数字,长者数百或过千字,无则从阙,不著一字,不强以不知为知,知必引史为证,以伸已说,亦有引而不发,以俟来哲。 -
忽必烈的挑戰
西元1259年第四任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在征服南宋前線的釣魚山,身為皇弟的忽必烈突然有了爭奪大汗王位的機會與威脅。雖說爺爺成吉思汗生前定下以庫力臺大會推舉大汗的祖制,然而在蒙古擴張的過程中必然產生多位統兵大將,這些實力派人物無不覬覦汗王的位置,第三任貴由與第四任蒙哥都是經歷一番較勁才誕生新的大汗。忽必烈能不爭嗎?怕是不行,因為三、四任大汗都曾剷除潛在挑戰者,甚至不惜刀兵相見。如果無法避免被視為挑戰者,那就爭取吧!既然要爭,那忽必烈要如何在競爭者中勝出呢? 在成吉思汗往生後,眾汗王各各都擁有大面積封地與能征慣戰的兵將,加上在先前競爭大汗時各汗之間已有衝突與心結,忽必烈不只要在軍事上擊敗競爭者登上大汗之位,還得創下不世之功與創造財富才能給蒙古共同體帶來繁榮與安定,才能被認定是唯一的統治者。因為這一點讓忽必烈必征南宋,這是因為南宋國擁有當時歐亞大陸最大的財富與人口,雖然征宋戰役才剛剛損失了一位大汗!在此忽必烈的挑戰不只要克服地形天險的「空白障壁」與「水的障壁」,才能在軍事上打敗南宋,還要在過程中儘可能減少雙方的損傷,才能達成順利接收江南財富的目標! 忽必烈新國家的基本構想乃融合了草原軍事力、中華經濟力,以及穆斯林商業力這三個連貫歐亞的歷史傳統基礎上。忽必烈政權一方面將草原軍事力的優勢作為支配的根源加以保持,一方面又部分地導入中華帝國的行政模式,以中華世界作為財富的根源來管理。然後,再利用穆斯林的商業網,創造出國家主導的超大型通商、流通。建設一個打破各地關稅壁壘、由政府保護貿易安全、各地度量衡標準化(一錢4公克,一兩40公克,一錠兩公斤),並以間接稅性質的商業稅為政府歲入的大蒙古國,開創出前所未有的歐亞大貿易圈,讓草原起家的蒙古成了海陸帝國,也讓歐亞大陸首度具備世界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