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立言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本书系作者的论文集，总共收入他的十篇论文，作者从族谱和案例着手，研究宋代的家族、家庭，探讨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对宋人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具体影响。作者重视真人真事的案例，他的研究充分探究了法令变化的深刻社会意义。本书论述透彻，印证材料丰富充实，广泛吸取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这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对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没有法律史——如此搞笑、穿越、惊悚、悬疑、无厘头；从没有故事——蕴含如此丰富而真切的法律史知识；可以读得非常开心——彻底松弛大脑，跟着剧情爆笑和傻乐；可以看得非常睿智——高速运转大脑，随时把握情节与隐喻！

本书在传统的法制史研究之外，尝试以文化解释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法，是第一部从文化解释立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系统研究的论著。作者认为，法律的理念与实践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法律所揭示的，不仅是特定时空中的生活样态，也是特定人群的心灵世界。 针对历史研究中流行的科学主义和普适理论，作者强调其研究的“解释性”和“辨异性”。作者重视观念、且常常由语词的辨析开始，但并不止于观念和语词，而是透过对观念、语词同经验，实践之间循环往复的解释求取对历史的了解。在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中，古代法的传统被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内在地加以理解；制度和行为中的意义结构受到特别强调；古代的思想与生活世界被力图“同情地了解”；现代通行的概念和范畴时时被加以批判性地审视和运用。 本书处理的材料大多是人们熟悉的，它所讨论的问题却不尽如此。作者以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但为法律史研究引入了新的学术资源，而且拓展了法律史的视界。 本书被版于1991年。1997年再版时，作者对原书作了全面修订，并且撰写了“再版前言”。

这是哈佛大学教授哈罗德·J·伯尔曼集40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力作，着重研究“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因素。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论教皇革命与教会法，第二部论西方世俗法律制度的形成，包括封建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和皇家法。作者在一幅巨大画布上描绘了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演变的全景图。细节刻画精细，整体气象恢宏，融制度与观念于一体，对西方法律传统的特质、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所面临的严峻危机均有精辟的论述，并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斯·韦伯学说进行了独到的评论。该书不仅是法学界人士的必读书，对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化学等领域的读者也会大有裨益。

《中华帝国的法律》主要内容包括：D•布由系美国汉学界著名学者，其所著《中华帝国的法律》（由法学家C•莫里斯协助）一书，是迄今为止西方汉学家同类研究中最重要的著述之一。作者从清代案例汇编《刑案汇览》中精选出190例，对这些案例的分析与评议占全书的过半篇幅，此种美国式案例分析研究法也是《中华帝国的法律》特色之一。展读此书，不但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清代法制，而且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当有亲切的认识。

《中华民国立法史(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在中国，立法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项专门活动，作为特定国家机构的专门职掌，始自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政府。在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立法权作为国家统治权的组成部分，被包容在皇权的主体部分——行政权——之中。辛亥革命导致共和政体的建立。民国政府的政治家们从引进西方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机制，到实施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权能分治体制，均把立法权作为国家政治的重要内容，作为政权体制中的一个独立方面。 谢振民先生的《中华民国立法史》一书，详细记载了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各项立法活动。其史料之详尽，阐述之客观，在同类著作中勘称表率。 从1912年到1936年的24年间，中国社会历经磨难，中国政治也经历了曲折、多变的时代。在政权形式和统治方式上，先后有孙中山的民主共和、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宣统皇帝的封建复辟、北洋派系的军阀专制、蒋介石的一党专政等。受政治时局的影响，国家立法活动也时断时续。但就整体而言，基于社会对法律的需要，基于政治家们对于通过法律手段确立社会新秩序、稳定社会新关系的要求，立法活动仍呈现出由不稳定到稳定、由不正常到正常的发展势态。正是基于这一基本需要，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几年中，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全面展开，迅速形成中国第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六法体系。中国政府从20世纪初开始启动的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至此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