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研究社会文化史的一些感悟。作者把研究社会文化史过程中所获得的感情和体会倾注于纸上，凝聚成一篇篇文笔优美，行文流畅的随笔，极富启发意义。 这本书随笔集取名“梧桐三味”，用的是其中一篇的名字，这篇随笔讲的是章士钊一生“三变”的故事。这本书的内容也自然分成三个部分，以吻合于书名昭示的节奏。第一部分多是一些近代人物的趣事，笔者试图涵咏其于境遇之中，读出一种另类的含义，以区别于一般流行的怀旧逸事，还有一些文章则谈及的是近代文化现象如何在现实中被各种因素重构的过程。第二部分主要谈的是怎样从思想史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角度理解儒学，以及人类学方法的渗透对历史学变革所造成的启迪与局限。最后一部分可能稍显枯燥，谈了一些史学变革的理论问题及最近的研究想法。

本书的探讨缘起于中国话语界长久以来对“五四”运动存在着的三种单一化的解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史叙事、不加批判地套用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史分析，以及以捍卫国学的名义否定“五四”批判精神的遗老遗少式的悲剧式论调。以此为背景，作者通过把“五四”扩展至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的重新定位，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史化”的“五四”研究路径，揭示了“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精英从政治到文化，再到社会问题的话题转换，并在从晚清民初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长程中，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边缘知识分子崛起并进入主流话语圈的过程。本书不仅讨论了“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而且通过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转换”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际网络的变化轨迹，特别着力研究了“五四”前后不同知识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描述了一幅充满地域和代际差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智识图景。

《杨念群自选集》作为新时期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总结性工程《跨世纪学人文存》问世后，受到美术界和读者们的重视和欢迎。接续前思，整理编辑近年学界新成果，感到大美纷然，目不暇给。初辑9种，科学与人文兼收，精思与沉潜并重，而主脉不变，在乎平实而富有建设性的研究。9种图书与新世纪同时来临，亦将与新世纪同行，故名之曰《新世纪学人文存》。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 当代历史研究，在突破旧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后，又亟待超越学科专业壁垒，建立起与当代思潮变动之间的关联，进而具有广阔的视野、通达的问题意识及超越局部事件的洞察力。本书荟萃了作者近十余年间对此问题的持续思考，是史学界努力建立新研究范式的一次卓见成效的尝试。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江南”在哪里？不同时期指不同的地域。而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际，“江南”有着特殊的涵义，地理上是指相邻的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而文化意义上，在文人心目中更像是一幅色泽不变的心灵地图，是汉文化的核心区域。南明小王朝就在这个地域与大清对峙。满清入主中国，并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核心文化区域的成功改造和治理。本书探研了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和内容，考察了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全的过程中，如何从“道统”的拥有者，最终成为“大一统”的协从者。